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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碟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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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編號： | DCB5299 | |
| 商品名稱： | 在重大災難中做新聞：新聞專業、記者安全與文化實作 出版公司:秀威資訊 作者:張春炎 類型:社會科學-大眾傳播 EPUB電子書 繁體中文版 | | | 語系版本： | EPUB電子書 繁體中文版 | |
| 運行平台： | EPUB電子書,沒有任何平台限制,終身使用 | |
| 更新日期： | 2025-09-01 | |
| 光碟片數： | 1片CD光碟 | |
| 銷售價格： | $100元 | |
| 熱門標籤： | 在重大災難中做新聞
新聞專業
記者安全與文化實作
秀威資訊
大眾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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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大災難中做新聞：新聞專業、記者安全與文化實作 出版公司:秀威資訊 作者:張春炎 類型:社會科學-大眾傳播 EPUB電子書 繁體中文版
商品資料
作者：張春炎
出版社：秀威資訊
出版日期：2025-05-07
課程類型：社會科學>大眾傳播
ISBN/ISSN：9786267511787
內容簡介
為什麼臺灣災難新聞面對社會持續批評，卻未能作出修正、回歸新聞專業？
跟隨進入災難新聞的後臺，見證重大災難新聞是如何被記者「做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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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重大自然災難新聞傳播相關研究自九二一開始發展，回顧過去相關研究可以發現，災難新聞出現問題大抵為：一、災難新聞報導內容不時出現不符合專業規範的新聞表現，包括密集報導血腥驚悚畫面、違反客觀專業原則、罔顧新聞倫理等；二、記者為搶快、搶獨家，在災難現場採訪時干擾現場救災、賑災，採訪行為也時有造成災民二次傷害的情形。
相對於過去採取結果論、常以新聞內容進行分析，本書採取「回到新聞工作者具體的勞動論述和實作」的角度，藉由新聞工作者的工作經驗和故事敘述，帶出新聞現場的困境與行動，及其導致的結果。
本書共分為六章，以2009年的八八風災和2011年的日本三一一複合式災難這兩個重大災害的新聞工作經驗研究作為基礎，藉由與新聞工作者的深度訪談，分析和解釋災難新聞產製過程，新聞工作者所面對的種種不確定性，如何造成記者做新聞的勞動條件、記者（身心）安全、新聞專業表現的惡化。本書研究發現，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災難情境中，新聞工作者雖然不乏有追求新聞公信力者，卻也有許多人以追求個人或組織利益為訴求來「做」新聞，而這些文化腳本也影響了八八風災和三一一複合式災難的新聞產製實作走向，導致臺灣新聞的實際表現偏離傳統的專業倫理，最後歸納記者的專業反思、職業認同，由此提出未來建立重大災難新聞專業的建議。作者簡介： 張春炎
1978年出生於宜蘭，現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災難與環境新聞研究、傳播科技與社會研究、東南亞傳播研究、東南亞移民工研究。研究多發表於《臺灣傳播學刊》、《新聞學研究》、《傳播與社會學刊》、《傳播研究與實踐》、《科技、醫療與社會》、《思與言》、《傳播、文化與政治》、《傳播文化》、《台灣東南亞學刊》、《環境教育研究》等優良期刊。
章節試閱
第五章 三一一大地震新聞工作的經驗反思與記者安全構思（節選）
一、導言
然後那個國小可能一百多人死了八十幾個，……然後小朋友的書包就一整排排在海堤邊，……你在現場，就媽媽在你後面哭，然後小朋友的書包就排在旁邊，那個心情上……很感傷……跟記者說回來後心理要重建一下（B-1，2011/06/22焦點座談錄音逐字稿）。
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地區發生了芮氏規模九的強震，日本瞬間成為舉世矚目的重大災難現場。日本東北遭受到嚴重破壞，特別是宮城、岩手、福島、茨城等四縣，出現大規模傷亡。根據日本官方當時的統計，累計有15,840人死亡、3,607人失蹤、5,951人受傷，官方統計財物損失更高達16兆9千億日圓（柯孝勳等，2011年3月；徐淑惠、蘇崇豪，2011年12月；松岡東香、木下知己，2012）。
自從日本爆發三一一大地震後，在臺灣的新聞媒體，便開始密集播報這場重大災難。假如我們還記得，新聞媒體上，當時可以反覆看到的是許許多多宛如災難電影場景的災難畫面，包括地震所造成的地動山搖，各種建築的殘破畫面、火災，隨後是因為地震所引發的海嘯畫面曝光。臺灣的新聞媒體，在一段不算短的時間內，反覆、不斷放送著大海嘯淹沒的漁村、公路上移動的車輛的畫面。在相近的時間點，福島核能電廠因為地震和海嘯而發生設備故障、停電，導致核能事故。因此電視新聞開始頻繁播送福島核電廠的爆炸、輻射外洩的新聞。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也開始成為這段時間的新聞話題。一時報導焦點也集中在日本東京電力公司和日本政府如何解除這一場核能危機。原本被新聞媒體稱之為2011年東北大地震，在這個過程，逐漸被改以三一一複合式災難稱呼。新聞故事隨著災情不斷演變，救災的故事，獲救的故事，災民安靜等待救援的畫面。許許多多新聞故事不斷滾動。
這些有關這場重大災難的新聞畫面、故事、資訊和報導，不僅來自於日本媒體，還包括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因為新聞工作者前往災區，在前線進行報導，所以我們看到了許許多多災區的新聞。三一一複合式災難，毫無疑問屬於重大災難等級，因此往往是媒體視為最重要的新聞報導焦點。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全球各大媒體投入大批人力與物力採訪報導，這一場災難報導，臺灣新聞工作者也同樣不缺席，就在災情不明的情況下，第一時間就有人前往日本災區，為臺灣帶回最前線的第一手新聞故事。
導言開頭的引述，即是一名當時被派往日本的臺灣新聞工作者的經驗談。因為前往災區，但卻沒做好行前的準備，包括必要的防災裝備和知識訓練，包括需要具備的心理準備。這導致好不容易前往災區現場的記者，可能無法做出具品質的災難新聞。事實上，在三一一大地震發生後不久，國內新聞傳播學者許瓊文（2011年3月14日）立刻提出她對於國內有關三一一報導的新聞分析和觀察。她指出國內相關報導最顯著的問題，包括使用配樂引起閱聽眾情緒反應、剪輯各式可怕海嘯來襲畫面傳遞恐怖氛圍、地震與超級月亮及風水的關係等。
另一方面，在沒有準備好的情況下，勇往挺進災區做新聞，也可能對於記者本身造成諸多傷害。如同開頭引言的這位記者的經驗，對於災區所看到的一個又一個比以往經歷還要巨大、深刻的災情，記者在做新聞的同時很容易遭受衝擊，因此陷入情感負擔。甚至是因災難報導工作而產生了心理創傷。
誠如過去研究所指出的，每當災難爆發，記者為了盡自己的天職，積極在第一時間就投入新聞現場。然而在這樣的職業慣性和職業文化之中，卻常常忽略了災難新聞產製的勞動過程，常常是使得自己置身於危險境地中（Sykes & Green, 2003; Tait, 2007; Edwards, 2010; Buchanan & Keats, 2011）。過去臺灣新聞圈曾因為2004年台視攝影記者於納坦颱風採訪工作時，不慎落水殉職。當時台灣記者協會便提出「平宗正條款」，要求新聞媒體能夠針對記者採訪安全進行保障。這樣的災難新聞應具有機構保障的安全採訪的倫理，在歷經數年後，仍然在三一一複合式災難的新聞採訪工作，持續出現。前述的矛盾如何發生？又怎麼改善？本章將聚焦在一個基本的研究問題上，也就是：究竟記者進行這場重大災難新聞工作的勞動過程，怎麼兼顧新聞採訪倫理，以及維護自身的身心安危？
二、記者安全的能與不能
臺灣看到核電廠爆炸新聞，不願意讓記者去擔這個責任（危險），而且記者出了事公司就是有這個責任（A-2，2011/05/10團體訪談紀錄）。
三一一大地震發生當天，臺灣許多新聞媒體便在第一時間，緊急調派記者前往災區。如過去研究所顯示，災區新聞工作的調派，總以「搶快」動員優先於安全準備工作。這種搶快搶時的採訪動員，也往往容易造成記者的新聞工作增添危機和不安全（Quarantelli, 2002; Duhe', 2008）。
然而，或許因為三一一大地震很快就演變成複合式災難，餘震、海嘯和隨後的核能災害問題，使得臺灣新聞媒體公司的主管察覺到超乎想像的危險。因此，本書的幾次焦點團體訪談之中，幾位任職不同公司的新聞工作者，他們都共同表達，他們的主管確實將前線採訪工作安全視為是災難新聞採訪重要的一環。特別是當福島核電廠爆炸後，許多新聞媒體面對核災風險，這是國內新聞工作者從來沒有經歷過的災害類型，因此許多媒體主管多傾向安全優先。因此，在日本官方還沒有正式對外公布核災狀況和範圍時，就因為擔心記者會受到輻射傷害，立刻要求前線記者撤退。
要去也是公司決定要去，要撤也是公司決定一定要撤。去，當然是因為日本跟臺灣關係親近，大家認為這麼大的災害應該派人去；要回來，我想是那一天幾乎所有同業都在那一天被通知要回來，起因就是臺灣看到核電廠爆炸新聞（A-2，2011/05/10團體訪談紀錄）。
關注記者安全，不僅是因為對於看不見的輻射安全。面對物理性的危險，當時也受到關注。受訪者B-2在電視新聞台擔任日文編譯，協助記者進行災區採訪工作。當時他們一行人被指派到臨海的災區進行採訪，準備採訪海嘯後的災區新聞。然而就在好不容易抵達災區後，因為主管顧慮餘震會再度引發海嘯，而建議新聞工作團隊不要去海邊。「叫我去採訪海嘯侵襲的災區，你叫我不要去海邊，我要怎麼做？……到下午我的長官就跟我講說先不要去，因為不斷地有餘震（B-2，2011/06/22團體訪談錄紀錄）。」
然而若進一步分析，前述的新聞工作者的經驗，即便新聞媒體或新聞主管已經有風險意識，也認知到記者安全的重要性。大部分新聞工作者在前往災區之前，仍然是缺乏勤前教育，以及有攜帶裝備不足的問題。缺乏勤前教育也表現在，進行災難新聞工作之中，未能有充足的意識、安全知識訓練，以此來對自己進行保護。特別是本書發現，在福島核災爆發後，仍有部分媒體重新派遣新聞工作者前往災區。災後採訪工作準備，雖然攜帶了碘片、防護衣、護目鏡、口罩等等為防範輻射問題而準備的裝備。然而設備的使用時機和相關風險的應處，諸多記者仍然缺乏足夠的認知。根據受訪者A-1在輻射災區採訪的經驗敘事，他就提到因為看到災民並沒有人穿戴防護裝備，因此他當時抱持著「那就跟他拚了」的心態，進行災難新聞採訪工作。
另一名電視新聞主播，在公開的演講分享她在災後前往被劃定核災範圍的現場進行新聞採訪。演講中她特別提到，新聞工作團隊一行人雖有攜帶輻射檢測器，隨著採訪車越靠近災區，檢測器警報反應越劇烈。然而她仍然決定要完成新聞採訪工作。這段經歷也同樣反映出了不顧安全拚新聞的態度。值得一提的是，新聞工作並不是一種單槍匹馬能夠完成的工作，而是需要依靠團隊的分工，即便是平面新聞也依賴搭擋的合作，更何況是電視新聞所需要的人力更高。則「忽略安全拚新聞」的決定，不僅危害到自己，事實上也未顧及新聞工作同僚的安危。
整體而言，歸納三一一複合式災難新聞工作經驗的敘事可以發現，即便記者安全已經逐漸受到新聞媒體的關注，然而表現在災難新聞前線的記者們，記者安全如何成為新聞工作的重要一環？怎麼讓記者安全的內涵成為新聞專業內涵？事實上，都尚未有充足的認識。本章認為，前述的災難新聞工作經驗敘事，較多是再一次反映出災難新聞研究過去所提到的現象，也就是「新聞第一、安全第二」的邏輯（Witschge & Nygren, 2009; Quarantelli, 2002），這顯示出記者安全意識仍然不足。如何將這樣的災難新聞產製邏輯轉向「安全第一、新聞第二」，則有待透過反思，建立災難新聞勞動知識、新聞專業的新思考架構。
三、災難新聞採訪與倫理反思
因為我們必須要知道故事，我們很要求故事這種東西，所以我們就要去問他發生什麼事，有沒有誰過世，然後怎麼樣災後什麼重建情形，所以就很怕會問到他們就是…去碰到他們的痛……有一個老人來，其實我只是訪問他的媳婦，然後他在旁邊聽了就哭了，就忽然大哭，然後他媳婦也哭了，因為……那個媳婦的爸爸在海嘯的時候在洗澡，就直接被沖走，來不及走，……所以就是很怕會觸動他們這個。對啊，在那個情況下自己不哭也很怪，就只好一起哭（A-1，2011/05/10焦點座談錄音逐字稿）。
由於日本與臺灣具備文化親近性，很多人都經常性的接觸和喜愛日本，因此當日本發生大地震時，許多新聞人便紛紛知道要盡快趕往災區進行報導。值得一提的是，過去臺灣災難新聞的習慣性操作，與日本媒體慣用冷靜、平穩口吻和客觀報導的形式，立刻形成極大的對照。特別是針對災民的採訪，涉及到採訪倫理問題，早在過去國內的災難採訪研究中就被提出。如許瓊文（2009）研究就指出了，臺灣災難新聞採訪，經常出現侵犯災民的方式，著重細節描述、故事化情節或者煽情報導的方式。因此不論是採訪的方式或者報導的方式，容易造成災民二次傷害。值得一提的是，歷經大大小小的災難報導檢討後，臺灣記者也逐漸對於災難新聞採訪倫理多了一些敏銳度以及更深層的反思。上述引文的受訪記者，他所屬的新聞媒體集團素來以追求商業化、腥羶色的報導為名，然而他特別提到所屬的同行長官並未要求採取挖掘災民受災細節或隱私的手法。不僅如此，當他在經歷過到日本進行三一一災難新聞採訪後，他也從這段採訪經驗體會到，新聞工作應該避免造成採訪對象的傷害，因為不論事災民或者罹難者家屬，正處於更加脆弱、易受害的狀態。因此對於自己當時的採訪，造成對方再次想起痛失家人的悲傷情緒，記者感到自責。這段經歷的闡述，事實上也反映出，國內災難採訪工作者對於自身職業和新聞採訪工作上，已經將應該「維護災民身心權益」，視為是災難採訪專業的重要內涵。
倫理採訪的反思，不僅展現在文字記者。在有圖有真相、影像當道的新聞競爭文化之中，攝影記者的鏡頭，也往往被視為是一個高度涉及倫理的議題。受訪者B-1是一名文字記者兼主播，她的災難新聞現場的經驗豐富，因此她談到當時她感受到災區的悲傷氛圍，就選擇採取不獵奇、保護災民的心態，提醒攝影記者應該採取「尊重」的方式來完成新聞工作。因為B-1體認到「你自己也會知道他們失去非常多，不要去碰觸他們很傷痛的部分，……甚至是在拍攝的時候會避免，或糊焦就是不要讓他們曝光（B-1，2011/06/22焦點座談錄音逐字稿）。」
在同一段敘述中，記者談到，因為自從抵達災區，已經看到許許多多災民舉辦喪禮儀式。雖然這些災民及罹難者家屬對於記者的態度，並不是採取反抗、不接受拍攝的態度。但這名記者除了將採訪重心擺放在如何做好新聞之外，她同時將新聞如何造成災民的正面影響，發揮正面力量，納入新聞產製邏輯之中。「因為我們是希望他們重建的過程中，找到他們重建的力量，而不是說去剝開他們的傷口」（B-1，2011/06/22焦點座談錄音逐字稿），從這段經驗敘事可以看到記者表達出，在追求新聞價值和考量新聞採訪工作對於受害者的影響之間，記者多了更具同理心的災難採訪思考。因此，記者將她的新聞專業從新聞作品產製本身，擴及到採訪過程應有的倫理考量，除了不因為採訪工作造成採訪對象二次傷害之外，同理災民的處境成為一項核心新聞產製邏輯。因為這樣的邏輯，也使得記者對於災難新聞的製作有了更多公共服務的心態。進而開始思考：如何做出能幫助災民找到重建力量的新聞？
進一步，上述記者的經驗反思，正反映了過去國內外的新聞工作者的看法，也就是認為，災難新聞專業的發展，不能單靠經驗的累積。更為重要的是，記者如何從一次次災難採訪的經驗中，反思災難新聞價值應該蘊含哪些元素？記者在災難新聞產製過程之中，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透過一連串的反思，記者才能夠進一步發展災難報導工作的專業內涵。事實上，在三一一複合式災難之後，臺灣與日本的新聞媒體和研究團體，也開始相互交流，並且衍伸出諸多災難新聞議題的討論。其中，由公視文化基金會所舉辦的「公視日本三一一的第一堂課」，邀請了臺灣和日本當時經歷過三一一的新聞採訪工作者，齊聚在臺北，共同分享採訪工作經驗。在席上，可以聽到許多的記者也都談到了，應該怎麼透過新聞和自己的新聞工作，幫助災區的民眾。而在各個具有三一一採訪經驗的記者經驗反思之中，如原本在NHK東京總部擔任記者的戶田有紀，應該是採取災區公共服務思考的代表者之一。在自覺災難報導工作不僅是一個單一事件的報導，因此申請轉調到NHK仙台支局，希望持續進行災區重建的報導工作（入江沙也可等，2012）。這位記者對於災難新聞工作的反思，正是將作為記者的角色和職責認定，不再侷限於做好單一新聞事件的採訪，或者完成這一個災難事件的新聞而已。
在經歷三一一災難新聞採訪工作後，本章歸納分析這群記者們的經驗敘事、新聞角色反思，得以獲一個研究發現，也就是記者自認為自己的角色，不再只是把災區故事做好。這群記者的經驗敘事更常環繞在：怎麼兼顧採訪倫理而做好新聞，以及重新定義新聞的作用。由此，思考點也轉向：新聞怎麼做好，才能夠幫助災民重生對災區有益的新聞？
正如同戶田有紀的經驗分享，她認為自己不應該只是單一災難事件的新聞工作者而已。因為她認為這場重大災難在災後將會有持續性的問題，包括災民安置、災區重建等等，因而以具體行動申請調職。不再只是當一個「降落傘記者」，不想只因為災難事件，才採前往災區採訪。她選擇進入災區進行長時間的蹲點、參與和陪伴，用成為社區一分子的方式做新聞。這也使得災難新聞記者的角色認定，擴增到協助災區復原的社會服務範疇。
前述這些記者有關災難新聞工作的反思行動，與Usher（2009）的研究發現相呼應。以卡崔娜風災的新聞工作者作為研究對象，Usher研究發現，在這場重大災難的新聞工作，記者認知客觀性報導的重要性。然而在考量災區與災民的需要之下，他們選擇扮演倡議者的角色，也就是藉由新聞的影響力，幫助災區擺脫災難危機，更直接在新聞中報導災區的需要，鼓吹外界提供救災資源和協助（Usher, 2009）。值得反思的是，當記者思考自身能夠扮演更多的災區「公共服務」時，其如何兼顧好自身安危和社會責任？本章認為，應該透過「記者安全」的角度進行思考，建立更清楚的災難新聞產製行動框架。
（……）
目錄
第一章 導論
一、災難新聞的學理脈絡
二、研究問題：如何研究災難新聞產製？
三、研究方法與經驗資料
四、本書章節安排
第二章 臺灣新聞專業的社會文化分析
一、導言
二、獨占到寡占期：黨國體制下的新聞專業文化（1962～1992年）
三、自由競爭期：市場化的新聞專業文化（1993～1999年）
四、惡性競爭期：競逐微利的新聞產製文化（2000～）
五、結論：結構與行動─共同形塑新聞專業文化
第三章 打破常規：重大災難新聞產製的不確定性
一、導言
二、採訪的不確定
三、現場連線、採訪衝突與工作壓力
四、重大災難新聞產製分工的不確定性
五、小結
第四章 重大災難新聞工作的因應、反思與專業詮釋
一、導言
二、記者的詮釋與反思：採訪倫理與公共倡議
三、編輯的詮釋與反思：當個新聞協作者
四、新聞主管的詮釋與反思：後勤、支援與指導
五、主播的詮釋與反思：最後的守門員
六、小結
第五章 三一一大地震新聞工作的經驗反思與記者安全構思
一、導言
二、記者安全的能與不能
三、災難新聞採訪與倫理反思
四、建立記者安全的災難新聞產製行動指引
五、小結
第六章 結論
一、導言
二、回應本書的三個研究問題
三、結論發現：不確定性導致結構與能動的緊張關係
四、反思與建議：邁向更具記者安全觀的災難新聞產製文化
五、近期災難新聞研究議題與發展
參考文獻
附錄一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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