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年明儒陳第跟隨明朝軍官沈有容來大員（現在安平）追擊倭寇，停留大員20多天，回去後以其所見所聞寫了一篇有關臺灣原住民生活樣貌的〈東番記〉（應該就是西拉雅族四大社），是十七世紀初文獻中有關於臺灣原住民華文記錄中常被提及的一篇文章，裡頭所描述的「東番」就是居住在現在安平附近的西拉雅族四大社──蕭?、新港、麻豆、目加溜灣的西拉雅族人。直到1624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帶領著軍隊在現在臺南的安平建立了熱蘭遮城，開始對臺灣38年的殖民統治，這批「紅毛番」最早碰見的「臺灣番」也是我們西拉雅族的四大社族人。來台宣教的第一任牧師甘治士（Rev. George Candidius）進駐新港社後，於1628年寫了一篇《福爾摩沙島的對話與簡短的故事》（荷蘭語：Discourse ende cort verhael van't eylant Formosa），此文是西方人描寫臺灣原住民社會組織、宗教及風俗習慣最早的一篇民族誌，在文章開始他說他所深刻認識的部落有八個，風俗、宗教、語言相近只有一些小差距，分別是新港（Sinkan）、麻豆（Mattau）、蕭?（Soulang）目加溜灣（Bakloan）、大目降（Taffakan）、帝福鹿干（Tifulukan）、大歐龐（Teopan）、大武?（Tefurang），「村落的位置由海邊往山區分布，都在距離社蘭遮城一天路程的地方」。甘治士所提到的這幾個村社，都是屬於位於臺南地區的西拉雅族（除了大武?外）。考古證據進一步顯示：新市的社內遺址應為新港社舊社地；善化社內遺址應為目加溜灣舊社地；麻豆的前班遺址應為麻豆社舊社地；至於蕭?社舊社地，據考古學家劉益昌教授最近在佳里區南勢附近所發現的佳通橋、佳龍橋遺址推斷，這裡應為其舊社地；2023-2014年筆者與成大考古所鍾國風教授共同主持的「西拉雅族考古發掘調查研究暨社區培力計畫」，在佳通橋附近試挖掘11個探坑，所挖掘到的文化層物質，也證實了劉益昌教授的推斷。
文化是一個族群重要的邊界，但也會因為不同族群的交流接觸、通婚，甚至統治政權政策的關係，而產生變化。西方社會對於族群的文化接觸，定義為「涵化」或「濡化」；漢民族以外的族群接受漢文化的過程，常被稱為「漢化」。不管是「涵化」或是「漢化」，在當代的多元文化價值論述裡，這兩個說法都被認為不嚴謹，帶有「族群沙文主義」的色彩。平埔族群甚或西拉雅族，長期以來都背負著「漢化過深」汙名而被質疑能否取得國家法制下的原住民身分。所以，談到族群文化，西拉雅族總是被用放大鏡來檢視是否有所謂「傳統文化」？英國左派歷史學者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在《被發明的傳統》（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一書的〈導論〉中提到：「那些看似古老或被自稱古老的『傳統』，經常是源自近期，有時候甚至是人為創造的」，他進一步指出英國皇室看似歷史悠久、壯闊氣勢公開慶典儀式，其實是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產物。大家想想臺灣漢民族人們，生活裡還穿漢服嗎？傳統飲食已被美國麥當勞、日本壽司和拉麵等外來的食物「擊敗」，我們常掛在嘴邊的所謂「不傳統」必須要再重新定義，同樣的我們看待從1624年起被不同外來政權殖民的西拉雅族文化，是否也應拋開「漢化」的成見，才能真正認識到西拉雅文化之美。
研究中國文化的德國人類學者艾伯哈特（Wolfram Eberhard）在《東與南中國的地方文化》（The Local Cultures of South and East China）對於中國文化的形成與發展，提出「地方文化」看法，認為地方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形成有很大的貢獻，而不是能將中國文化視為文化向四處傳播的過程，換句話說所謂近代「中國文化」也是吸納艾伯哈特所謂中國疆域四境的八十三組文化鎖鏈的地方文化，不斷接觸與互動所形成的文化面貌。臺灣研究平埔族群的人類學者潘英海以西拉雅族頭社部落的「太祖夜祭」為例，提出「合成文化」的說法，他認為頭社的夜祭是兩個不同族群文化接觸的過程中，強勢的漢文化並沒有消融西拉雅族文化，而西拉雅族把漢文化中的民間信仰文化吸納成屬於自己的演繹成的獨特地方文化，「文化地方化」的結果就表現出「文化的合成」。上述的研究理論，也適用在目前我們所看見的臺灣文化上，我們有了這樣的文化觀，接下來閱讀西拉雅族的文化介紹，才不會迷失在「傳統」的思維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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