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種種原因，華文學界在東亞伊斯蘭教（尤其東北亞）的研究尚未成熟發展。當前伊斯蘭信徒佔全球人口20%，更有增加的趨勢；而在過去二十年，全球人口流動人口流動的密度已達歷史高峰，生活於非穆斯林國家的穆斯林數量乃日益增長。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伊斯蘭受到世界媒體和學界的熱切關注，有關東亞伊斯蘭教的研究，亦自跟從這一潮流而漸次興起。歐美學界對東亞伊斯蘭的系統性理解最早起源於歐洲傳教士。與作為前輩的耶穌會一樣，中國內陸宣教會（Inland China Mission）在十九世紀中葉「也積極地在研究中國的穆斯林，其目地當是對穆斯林宣教做準備。」現代的伊斯蘭教研究自然不同被賦予這種宗教殖民或是判教的色彩，而是期望以客觀的角度釐清現象。伊斯蘭在東亞具超過一千年的歷史，但卻在華文（及其他東北亞國家）的論述中欠缺了適當的位置。當「伊斯蘭」與「恐怖主義」、「難民」等概念被習慣性地劃上不當等號時，伊斯蘭教與穆斯林便如大都市的鄰里，徘徊於熟悉與陌生之間。這一種忽視，足以令我們對今天世界局勢的理解出現重大誤差。 在東南亞，伊斯蘭教可說是主要宗教。十三世紀之後，來自西亞與北非的穆斯林商人漸次將伊斯蘭教帶入東南亞的島國。到了十六世紀歐洲人東航至當地，馬來亞與印度尼西亞已經有大量的穆斯林人口。今天印尼穆斯林是世界上具有最大穆斯林人口數量的現代國家。雖然印度支那半島居民主要信奉傳自南亞的印度教與佛教，泰國、柬埔寨、緬甸地區亦有不少穆斯民居民。有關歷史上和現代的東南亞伊斯蘭教，學界早已多有研究。往北觀察，在一般來說被認為是中華文明中心的華南與華中，其實亦散落著不少被紀錄為「回回」或「回民」穆斯林。在兩廣、福建等沿海地區，穆斯林在十三世紀蒙古治下多有參與海上貿易，更曾因政府內部鬥爭與遜尼、什葉派之間的鬥爭而引發長年戰亂，割據一方；除了青海、寧夏、甘肅、陝西等因毗鄰中亞穆斯林群體而具大量穆斯林的地區，華文傳統稱為中原的洛陽、開封等地，亦有各式穆斯林聚居過五百年。由於各種的誤解，過去學者經常誤認為大明與大清帝國長期實行「海禁」，但近十年的史學成果告訴我們，「海禁」祇不過是以國家的力量壟斷與管剩國際間的海上交流，而不同於禁絕一切異國事物於國門之外的「鎖國」。比較華南、東南亞與歐洲的原始文獻，穆斯林即使在歐洲人主導東南亞海域的年代，仍然活躍於華南、東南亞與印度洋各地之間的貿易。在較東的臺灣，穆斯林人口在二十世紀前鮮見於歷史紀錄之中，這可能是臺灣在荷蘭、明鄭政權、大清與日本帝國的時期確實與伊斯蘭世界的接觸有限，但也這可能是學者忽略了隱匿於文檔中的穆斯林。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從中國移居臺灣的穆斯林計有二萬至六萬人，當中也包括了早已移居泰、緬而後遷至臺灣的雲南穆斯林，由於戰亂關係，人數未有精確統計，多於教內流傳。然而，現在的臺灣穆斯林群體也包括了從各國到臺的約十五萬旅居者，主要包括印尼及非洲各國的勞工及留學生，亦有少量從阿拉伯國家到臺經商的暫居者。為了滿足日益國際化的生活形態與經貿發展，臺灣近年亦安排了不少伊斯蘭友善的活動與揩施，如「國際清真產品展」（International Halal Expo）、引入各種伊斯蘭節慶、承諾設立「清真驗證（halalapproved）餐廳」以及旅館中的伊斯蘭祈禱室等等。雖然穆斯林在韓國的人口仍然稀罕，但同樣也推出類近措施。 與傳統上被假定為單一文化體系的印象相異，由於「少子化」及勞動人口不足等問題，日本政府也在二十一世紀初已逐步引入外勞與研習生，安倍晉三政府更在2018年制定各項如人數上限與工作年期等細節，大舉向東南亞及南亞各國海外勞工招手，預計到2024年之前將引進34萬名外籍勞工。日本政府為整個計劃安排了11種語言與126項支援政策，亦為不少中小企業與過半數的國民所期待。日本引進外國勞工與學生的計劃的重要對象為東南亞、南亞及西亞各國，當中不少國家都擁有龐大的穆斯林人口。因此，日本國內的穆斯林數目亦在過去十年增益甚多。在2014年，日本清真寺數目約為80所，至2018年，數字已增為105所。日本與伊斯蘭文明的因緣自然不止近年的經濟合作。早在明治維新以前，日本已與伊斯蘭世界多有民間的聯絡。在1890年，以推行泛伊斯蘭主義聞名的鄂圖曼帝國的蘇丹和哈里發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 II，1876 - 1909在位）就在1890首次遣使日本，過六百人的使團獲明治天皇（1867-1912在位）接見。自此，兩國開始了不少的小規模交流。至大正年間，由於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令鄂圖曼帝國與日本帝國有了同仇敵愾的感覺，伊斯蘭世界對日本有豐富的想像，兩國的官方與民間交流日益增多。不少日本思想家定義亞洲文明時，將伊斯蘭世界與自身視為一體。1920年岡倉天心（1862-1913）在倫敦出版《東洋的理想》（The ideals of the East）倡議「亞洲一體論」，就提出「阿拉伯的騎士道、波斯的詩歌、中國的倫理與印度的思想，都旨於一種古老的和平」。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大川周明（1886-1957）等倡言的「聯合伊斯蘭論」及在華北成立的「防共回教同盟」等等，更將亞洲各地的伊斯蘭教力量，視為日本帝國與歐美各國抗衡的潛在力量。事實上，日本早在二十世紀初已成了東亞各地穆斯林交流的重要基地。舉例說，早於1907年7月，十一位中國穆斯林留學生在東京上野精養軒利用同教的「出使日本國大臣兼遊學生總監督」楊樞（1844-1917）提供的資金成立近代中國穆斯林首個民間組織「留東清真教育會」。該會章程第一條就以「聯絡同教情誼，提倡教育普及宗教改良為本旨」，當中宗教改革的味道與方向類於在北京辦學的著名穆斯林精英王寬（1848-1919）。數年內，來自中國十四個省的留日穆斯林學生已全數加入「留東清真教育會」（共三十六人，當中一人為女性，另有一人具阿訇資格）。 在伊斯蘭世界，東亞的身影亦逐漸清晰。沙特阿拉伯在2016年公佈的改革計劃「沙特願景2030」（Saudi Vision 2030）確立三大目標，希望使產業多元而解決高度依賴國際油價的結構性經濟問題，從而成為阿拉伯與伊斯蘭世界心臟、全球性投資強國、亞歐非樞紐。來自東亞的資金與技術，可說是計劃重點之一。在2019年末，沙國更將華語定為該國教育體系的第三語言。據北歐聯合銀行（Nordea Bank AB）的數據，即使2019年寰球政治、經濟狀態不穩，日本、韓國及中國投資者均是印尼、巴基斯坦、馬來西亞及數個海灣國家的主要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來源。在本世紀，東亞在二十世紀末以來累積的資本與生產技術，很可能會在伊斯蘭世界的經濟活動帶來重大影響。 自二十世紀的各項技術革新以來，人類的生活方式起了無以回頭的改變。2000年出現了第一部智慧型電話到2020年已能推出市場的5G技術，讓各種新形式的經濟活動得以可能，遠端醫療、家居工場、人工智能等，都使時間和空間大為壓縮。不同國家與文化背景之間的互動自必更為頻繁。因此，二十一世紀的文明交流將不會如十七世紀的早期全球化時代一樣，單為少數精英與國家壟斷；也因如此，文明間的衝突便如同經濟活動一般延伸至日常生活。伊斯蘭教與穆斯林在東亞、或是東亞投資者與移民在穆斯林國家的「能見度」提升既是機遇，也是誘發潛在衝突的危機。七十年代日本資金進入東南亞與過去數年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都是探討現代東亞文明與伊斯蘭文明文化衝突的重要案例；而自九世紀伊斯蘭文明播入東亞以來的各種協作與衝突，也自然值得現代人參考。 香港有利的地理位置及開放的學術環境，對伊斯蘭研究具天然的優勢。1970年代在香港大學擔任研究員的濱下武志曾在《香港大視野─亞洲網絡中心》提出香港曾經一時、面向四面八方、擁有八大腹地的海洋性格，當中超過一半的地域都有深厚的伊斯蘭教淵源。雖然與不少地區相比，伊斯蘭研究在香港起步較遲，但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並與東亞各地穆斯林社會的友好與密切關係，都令我們認為伊斯蘭研究在香港日益急切，亦具深厚的發展潛力。為了推動伊斯蘭研究在香港的發展，伊斯蘭文化協會（香港）（Islamic Cultural Association-Hong Kong）與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Department of Cultural and Religious Studies）及人文學科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於2013年7月31日簽訂協議書，成立「伊斯蘭研究計劃」，以期促進伊斯蘭文化的教學與研究工作。自2013年以來，「計劃」舉辦了國際性研討會、邀請國際學人訪問及出版各類書籍，並於2015年5月12日，升格為伊斯蘭文化研究中心。在2020年，香港中文大學伊斯蘭文化研究中心、臺灣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香港政策研究所國際關係研究中心、Glocal Learning Offices、The GLOCAL合作，為推動華文學界在東亞伊斯蘭教的研究，決議推動「東亞伊斯蘭研究叢書」計劃，資助學界出版與東亞伊斯蘭教相關著作，回顧過去，關心當代，思索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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