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媛 美國密西根大學比較文學博士，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教授，政治大學教學特優教師。曾任政治大學翻譯與跨文化中心主任、《文山評論》與《文化越界》主編。主要研究領域為旅行文學、書信文學、文化研究、禮物與倫理╱經濟交換。著有《在此╱在彼：旅行的辯證》、Seemingly Close, Really Distant: Kafka’s Letters to Felice、Gift and Economy of Exchange in The Wings of the Dove、Translating the other: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Pound-Fenollosa, Modern Taiwan Graphic Poetry、Writing the Self: Epistolary Form in Lettres portugaises, Pamela and Letters of T’an-lang，並主編《臺灣當代旅行文選》。
然而，厭女不只是個人喜好而已，而是將部分女人切割為「比較不好的女人」的社會網絡，厭女網絡靠著拉攏「好」女人，同時懲戒「壞」女人的兩手策略，取得權力。凡是女人的行為不符合規範，她的「失敗」、「逃避」或「拒絕」都被賦予道德責難，或者輕忽，或者無情，或者背叛，都是失格女人。那些沒有被懲戒的女人，即可暗自欣喜，慶幸自己站在較佳的道德位置，比下其他人。這一切，因為被懲戒而神傷，或者因為被拉攏而得意，都鞏固了道德規範，以及設定道德規範的父權體制。就像是胡蘿蔔與棒子：「溫言在口，大棒在手，你可以走得更遠」（Speak softly and carry a big stick, and you will go far.）。 厭女的兩手策略，並非個人「有意識」的行為，不只是上野千鶴子或曼內所談的分而治之，還包括內外並進，尤其建構女性自我內在的機制──女性自我厭惡與自我客體化──而服膺於父權社會角色，在關係中產生既拉攏又懲戒的效果。此種兩手策略通常潛藏在文化慣習，鑲嵌於女人與男人內在的自我認同，甚至滲透至兩性互相吸引的通則之中，形成文化建構。女性的自我客體化表現為自尊低落、身體羞恥感、對外表感到焦慮等脫離現實的社會規範。這反映在權勢性侵案件中，受害者在受到貶抑或責罰的同時，還可能渴望讚賞、回饋，甚至自以為的成長。 拉攏與懲戒有一種特殊的合作方式，產生互相加乘的效果。控制者會訴諸受控制者的心理恐懼、擔憂與孤單，使得控制者可以扮演保護者的角色，反之，受控制者則期待一個強而有力的領導。因為之前的拉攏，厭女者反而強化其強勢者的地位，使得懲戒成為自然且無法抵抗；另外一面，之前受過懲戒的弱勢者心理上害怕，讓厭女者反而變成弱勢者的渴望、甚至生存動力，期待得到讚賞。拉攏與懲戒二者互相加乘，構成一個讓人驚訝的結果──被懲戒者反而會渴望對方，因而努力改變自己，被懲戒者為了得到讚賞，可能會放棄自我，甚至更迎合對方。〔…〕 打破愛女／厭女：協商自我與他者關係 許多人因為現實中女人的強勢或積極主動，懷疑女性主義早已沒有必要性，轉而同情部分男人，看見男人依舊受困於必須陽剛的社會角色。這是對女性主義的偏狹看法，事實上，女性主義並非只是發起一場讓女性取得權力的運動，女性主義的願景是打破社會權力結構，反對有權力的人欺負沒有權力的人。 為了要突破性別二元體制道德懲戒的厭女網絡，女性主義論述必然要進入情感與關係之中。亞當．朱克思（Adam Jukes）在《為何男人憎恨女人》（Why Men Hate Women）這本書中研究暴力男性（家暴者、性侵者等），以心理分析的視角討論男性的欲求──支配女性、控制女性──背後就是對女性的憎惡與恐懼。他以臨床精神分析的許多案例證明，憎女具有普遍性，在不同人身上只有程度的不同，沒有本質的不同。這本書僅僅研究男人，並沒有討論陽剛氣質與陰柔氣質對立的社會建構，也沒有涉及男女性別特質並非固定不變的討論，女性也可能陽剛，男性也可能陰柔，雙方皆受困於二元對立的結構。〔…〕 或許，拒絕陰柔的下一步應該不是陽剛，陽剛的解決方案也不應該是陰柔。真正的關鍵應該是，面對生命中曾經重要的人，有沒有協商的可能。 我想起來協商是怎麼一回事。協商是在對立的視角使勁強化自己的力量，以氣勢先把對方壓下去，然後就有機會彰顯自己，讓自己被聽見。氣勢的取得很重要，或者眼觀四面，看看對方最在意的自我形象，然後以上位姿態評價對方，讓她嚇到，讓她自責，讓她退讓。協商也可以訴之以情，強調為對方著想的愛，如果自己有錯，就是愛得太深，太急，所以野蠻。〔…〕 要到很久以後我才想起，真正的協商原來不以氣勢為解方。那些日子當我們面對彼此而有著突來的困惑時，並不曉得變得陽剛或盡量陰柔都不能解決問題。我以為自己正一點一點踏上能動主體的康莊大道，卻不知陽剛之氣只能協助我拒斥與壓制美好生命，陽剛只是給我自大的鴉片，蒙蔽了我面前隱晦的種種。而又是在更久以後我明白，那些捉摸不定的模糊感，原來是易感、易受傷的脆弱性為我張開的解方。 女性主義反對陽剛與陰柔的對立，反對前者比後者優越所衍生的不平等。瑞溫．康諾（Raewyn W. Connell）在提出霸權陽剛氣質理論（hegemonic masculinity theory）時，雖然強調男性內部因為種族、階級、性傾向的不同，並非每個男性都具有同等的競爭、攻擊、堅毅特質，但是基本上她還是認為相對於女性來說，男性具有較優勢的地位。安娜．亞若史密斯（Anna Arrowsmith）在研究厭女時，修正了康諾的說法，她研究兩性交往的案例，女性已經不是永遠處於弱勢，因為種族、階級或者性傾向等因素，女性可能會取得陽剛的位置，但是陽剛／陰柔的二元對立，仍然是困擾的主軸，只是男性面對女性的權力，衍生更多厭女的情緒與懲戒行動。 告別厭女，不只是破除好女人／壞女人或者男／女的邏輯，還要打破陽剛／陰柔的二元對立。答案不在於超越，而是在其中，在巴特勒所稱的「一個人的自陳」（giving an account of oneself）中不斷提問與顯示自身，作為一種協商自我與他者關係的過程。在打破厭女網絡的社會過程，最重要的在於「為什麼是我」的提問，這個提問幫助我們理解，臣服與自由之間主體建構的困境，也強調了重建倫理關係的努力，這樣的提問引導出，個體踏出每一步，都是謙卑地回應過去被拒斥的、被排除的、被壓制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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