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在糾紛裡尋找法律身影，經歷到法律概念與論證的不平等 法意識研究起源於法人類學的糾紛過程（disputing process），研究糾紛過程中雙方的感受、表達與實踐，尤其是糾紛的解決方式。一篇發表於一九八Ｏ年的著名文章帶來了突破性的發展，標題為〈糾紛的興起與轉變：命名、歸罪、主張??〉（The Emerge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Disputes: Naming, Blaming, Claiming…），文中費爾斯坦爾（Williams L. F. Felstiner）等人將糾紛發展描繪為一種「線性」的主觀認知轉變歷程，從「命名」傷害或不利益，到探問原因而「歸罪」其他人，最後尋求第三人協助而有所「主張」，指出同一個事件，在不同階段會有不同解釋。例如，一個沒有抽菸史的人咳嗽了大半年，被檢查出得了肺癌，一開始唉聲嘆氣情緒低落，此時尚未進入「命名」階段；但後來聽說鄰居多人也有類似症狀，還有人得了肺癌，抬頭看到黑煙，於是便將大家的病症「歸罪」於隔壁工廠；經過眾人努力蒐集資料，一致覺得工廠老闆違法排放，應該要對大家的健康受損負起賠償責任，所以向工廠老闆「主張」或到法院提起損害賠償的訴訟。敘事主角對於自己病症的解釋經歷了一段認知轉變的過程，從自認倒楣得病，到老闆黑心，最後請求法院給予公正的審判。這種糾紛過程的發展不必然順暢，陳昭如與張晉芬發現人們主觀認知的差異，她們以量化數據的方法研究勞動待遇，研究成果顯示，客觀的不公平不一定會反映在勞動者的法意識，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例如性別因素。 進入法院之後，糾紛從「問題」轉變為「案件」，民眾經常會感到自己失去對事件解釋的控制權。法人類學家梅里（Sally Engle Merry）在一九九Ｏ年出版了經典論著《訴訟的話語：美國社會底層的法律意識》（Getting Justice and Getting Even: Legal Consciousness among Working-Class Americans），這本書採取人類學田野調查的方式，研究了美國麻州初審法院的案例，包括鄰居地界糾紛、父母子女管教衝突、夫妻暴力或協議破裂等。梅里的研究指出，初級法院與民眾存在著話語邏輯的落差：民眾帶著想望走進法院時，大致運用了權利與證據的法律話語，但是法院書記官就像刁難人的守門員，經常將之界定為非法律案件，轉而應用道德話語或治療話語，勸告雙方互相讓步。這個研究的核心是「權力」的概念——生活中的困擾進到法院之後，法律的權力凌駕了當事者的權利——法院人員以其權力重新改寫了糾紛的意義與相關人的責任倫理。 從法律語言的角度可以進一步解釋人們失去詮釋權力的過程，而由於法律人的邏輯與論證模式不同於一般民眾，法律的權力改寫有時會產生不正義的結果。王曉丹研究法律論證的不平等，以關鍵詞搜尋特定時間內家暴離婚的判決，發現法律論證假設當事者為獨立於他人、不受他人影響的個體，且法律論證採取「線性」的時間與因果推論，有別於受暴婦女「循環式」與「關係式」的思維邏輯，這最終造成了法律無法涵蓋受暴婦女以家庭為中心、考量小孩與整體家庭狀況的訴求，因而產生性別不平等的結果。再舉一例，吳豪人著眼於法律概念的不平等，指出國家法立基於西方現代市民法的世界觀，本身預設了人與土地及人與環境的「個人所有」概念，這與原住民族歷史和習慣的「集體總有」概念相違背，而法律的強制性作為殖民主義的一環，對於原住民族的文化與發展造成巨大的不正義。上述研究都顯示出，司法或法律背後的法律意識不只與人民的法意識有差距，真正的關鍵在於，二者的論證邏輯與概念內涵之差異造成對弱勢群體的不正義，深刻影響了法律權力的合法正當性。 雖然因為種種歷史及文化的條件環境，形成了法律論證與概念的不平等，但是整體而言，法律的合法正當性還是未受到嚴厲質疑，這牽涉到人們看待法律的信念結構。若要進一步探究此種法律合法正當性的信念結構，則必須進入人們的主觀世界，討論人們如何想像、感受與體驗法律。因此，法律與社會研究必須深究，法律實踐文化中人們主觀意識的呈現與轉變。
您現在的位置：
電子書綜合教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