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ck（2006：31）指出，二十一世紀初期人們目睹氣候變遷肇致全球政治巨大的後設轉變（meta-transformation of the political），其帶來超越過去地理疆界與領域疆界更為複雜的、新的社會系統，並改變掌管政治權力的規則，與政治運作的方式。面對氣候災難高度不確定性，人們被迫反身對峙這些危害風險，而進入一個不可逆的、無法迴避的銳變。同時，此種銳變所蘊含巨大的社會、政治、經濟與環境衝突，將進一步體現為全球風險社會之政治（politics in the global risk society）之運作，因此需要新的政治社會理論來作為分析與進行建構性的思考，即反身性治理。
在這個視角之下，此作為第二現代新的政治理論需延展為方法論的世界主義，而非侷限在於過去民族工業國家視角方法論的國族主義。而Beck（2015）更強調劇烈氣候變遷所帶來的銳變不但帶來各地政府的轉型（transformation of the state），更成為人們解放全球政治的動力（emancipatory metamorphosis）。因此，全球各地社會自我對峙、批判與反省的反身性治理，在這個視角之下，則同時具有普遍與特殊、全球與在地脈絡的激盪；世界各地政治社會的改革，尤其對於氣候變遷之治理，關涉全球與在地民眾的能動。
反身性治理與轉型管理
而對應Beck的觀點，許多學者指出氣候變遷牽涉複雜的政策、規範、社會價值與選擇，需要從全球與在地社會永續性發展的架構，來反身性地學習與思考轉型社會之治理價值與制度典範轉移。反身性治理所關切的經濟與社會巨大變遷，需要從鑲嵌在地社會的決策與管制結構著手，進行自我批判考察，並重塑國家、產業、市場、社會與科學評估關係。而此巨大的轉型社會之治理價值與制度典範轉移，不但形成朝向永續社會的創新性治理（innovative governance），也迫使當代政府需要進行治理的系統創新（system innovation）（Grin，2005；Hendriks & John，2007；Vos et al.，2009）。此種重視全盤經濟、環境、健康、社會分配等風險評估與溝通之長程性的政治議程設計（long-term politics design），正是造成政府與社會相互創新、競爭與學習的轉型管理（transition management）核心（Vos et al.，2009）。
轉型管理可以被視為一個為了永續、前瞻的、調適的、多重行動者治理的長程轉變過程，它影響並促進社會變遷、並且以一種反身、自我批判、檢視的方式演進，來形塑社會發展的路徑。因此，它是一種反身性的治理取徑，其過程將會是非線性、緩進變動的，在突破階段性的結構變化後將產生社會、經濟、文化、生態和制度的迅速變革（Kemp & Loorbach，2006）。而因此，轉型管理在於培育社會更廣泛的永續發展論述，挑戰既存的社會技術系統之正當性，並且，長程的政治議程設計之正當性根源，來自於包容性的參與、透明、選擇的公共性與建立更穩定的代議民主制度（Vos et al.，2009）。
為因應這些環境、健康、倫理與社會分配不可逆的鉅變與風險，許多學者（Vos et al.，2009）指出我們需要從全球與在地社會永續性發展的架構學習與思考轉型社會之治理價值與制度典範。如何重塑上述這些科技風險議題所牽涉到健康、生態、農業、能源、經濟、社會分配等複雜的科技與社會系統之關係，而提出永續性的治理創新，為一項重要的社會工程。其中，治理創新則需要從鑲嵌在地社會的決策與管制結構著手，進行自我批判、自我反思的反身性治理。其包含制度與行動者（agent）兩個層次：透過制度性的系統創新，使得社會與科技（風險）的關係在活潑的互動中動態地形塑新的治理關係，例如政府、工業團體、公民社會等利害相關人能逐步發展多元的決策與風險溝通；而行動者層次上，各方行動者（包括公眾）能從長期以來的被動告知角色，轉變為對相關的決策或風險知識主動積極的參與角色（Grin，2005；Vos et al.，2009）。
而反身性治理牽涉到政策規劃的脈絡鑲嵌性、全盤社會學習的政治參與（the politics of societal learning）、以及政策設計過程的動態性，而使得政策的設計本身成為一個競爭的社會創新過程（Vos et al.，2009）。在過去，政策設計為技術官僚藉由預測、分析來「規劃」社會基本建設、福利國家與強化行政能耐。而我們看到其中技術官僚政治、專家政治的殷鑑不遠；作為社會創新的動態過程，反身性治理之決策則關心科技與風險的不確定性、副作用的預警，因此在風險爭議中需要社會公眾的價值論辯、（專家與公眾）的相互學習，以互動式、由下而上、非線性式的參與溝通，在開放與多元、鑲嵌在時代潮流過程中形塑長程的政策設計（designing long-term policy）。因此，有限、實證主義式的政策決策、管制與控制計畫，在其面對越來越多的社會挑戰、隨政治操弄而改變的短線決策爭議下，需要被揚棄；具有參與、互動學習系統、全盤社會（科技與社會）學習的治理制度需要被引進。而參與式科技評估則有機會讓公眾、利害關係人共同長程性的來思考關涉到整個社會永續生存的農業、能源、科技、經濟、生態、健康、價值、倫理的重要反身性治理機制。
事實上，在東亞威權國家，技術官僚菁英迎合企業利益所形塑的經濟成長與環境管制，構造成相當特別的綠色亞洲資本主義（green Asian capitalism）（Beck， 2010；Wong，2012）。其中，經濟生產與環境管制為國家威權主宰的領域，在過度強調依賴經濟發展的意識型態下，市場經濟不但缺乏綠色思維，也由於缺乏公民社會強而有力的監督，而產生轉型困境。
因此，當我們進行實務的氣候變遷與高碳社會之反身性治理研究，在轉型管理架構下可以區分第一序的反身性（first order reflexivity）與第二序的反身性（second order reflexivity）（Vos & Kemp & Bauknecht，2006；Rip，2006）。前者檢討該國工業社會急速發展的影響與副作用，包括環境風險、災難與社會衝擊；後者則針對第一階現象背後的制度理性、認知、科學知識生產、民主機制與正當性等進行建構性的分析，而深沉地思考該社會（或跨國社會）的治理典範變革可能性。例如探討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制度理性、價值認知、社會永續想像，以及是否施行民主、參與式的科技評估等。
您現在的位置：
電子書綜合教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