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敬邦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宗教及神學哲學博士，現為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兼任講師及新亞研究所佛學中心副研究員。著有Thome H. Fang, Tang Junyi and Huayan Thought: A Confucian Appropriation of Buddhist Ideas in Response to Scient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2016)、《激盪即無礙：佛教與儒道思想的互動》（2020）和《唐君毅與香港》（2023）等書籍，學術興趣主要為儒家與佛教之間的對話。
在進一步探討唐先生的相關思想前，讓我們對本書的研究角度和書名等問題稍作解釋，因這將有助吾人了解本書如何討論唐先生的思想。在討論「哲學」的本質時，大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強調哲學當不只是一些精巧的理論，而必須擁有入世的關懷；西哲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則有言：「哲學如果只是一些與生命割斷的純智構造的話，則便是無力的。」的確，一套思想是否值得吾人重視，取決於其對人類是否有著價值和對世界是否有所意義，而非該理論在立論上的玄虛或奧妙。事實上，在反省唐先生的思想對時人的啟示時，狄培理（舊譯狄百瑞，Wm. eodore de Bary）便指出，只有當吾人利用過去的經典（classics）以回應現今的問題，經典的生命力才能得以重生，其影響力才能得以持續，並認為這一種閱讀經典的態度當是懷念唐先生的一個方法。狄培理的說法一方面意味唐先生的著作正是當代的經典，但另一方面卻亦暗示唐先生著作的時代意義仍有待我們發掘。孟旦（Donald J. Munro）則明言唐先生的學問統緒當是回應具體的人生問題，而非僅是對文獻作出分析和整理，其說亦當有認為學界尚未真正發揮唐先生思想價值的意思。在討論如何使中國哲學重新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而非僅是把之視為學院中的一個討論對象時，勞思光先生即言：「應該針對當前世界的文化問題，建立具體主張，使中國的哲學思想能真正發揮指引作用。」凡此，均強調一套哲學思想當有應世的必要。誠然，唐先生在他最早的一本著作《中西哲學思想之比較論文集》中便指出，一重要的思想家必定對其身處時代的問題有所關懷，故研究這些思想家時亦當以問題為切入點。如他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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