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拉底針對此正義的定義，進行了一系列的質疑，並希望塞拉胥馬侯斯回應。首先，蘇格拉底認為統治者不必然不會犯錯，若他在立法上出錯，他有可能訂立有損自身利益的法律，所以正義不一定是強者的利益（339c-e）。波雷馬爾侯斯及克雷投豐（Cleitophon）此時介入，後者並代之回答：塞拉胥馬侯斯的意思是，強者或統治者所想之事皆為有利於他的事，且是弱者或被統治者應為之事（340b6-8）。然而塞拉胥馬侯斯未順著兩人的說法接續論述，而是以強者或有政治權力者是具備專業知識的人，來回應蘇格拉底：若專家以具有專業知識的資格或身分（an expert qua expertise）不會犯錯，統治者以具有知識的資格或身分（a ruler qua knowledge）亦不會犯錯，因此統治者絕不可能在擁有知識的情況下犯錯。對話至此，塞拉胥馬侯斯從原先對統治者的一種政治社會學的描述，轉而用一種理想主義的立場勾勒統治者的形象：完美的統治者是不會在關乎自身利益之事上犯錯。此外拒絕克雷投豐提供的答案，顯示塞拉胥馬侯斯不是一位主張依從俗例、墨守成規之人。
關於古希臘正義觀的流變，中西方學者皆累積了不少研究成果及提出相關的詮釋，大致有兩種理解：其一是將流變理解成發展與進步，例如E. R. Dodds教授，認為古希臘的倫理道德及宗教文化的發展，是從羞恥文化進入罪惡文化的歷程。在荷馬史詩清楚可見羞恥文化，英雄們為了維繫個人的優秀（arete?），無法坐視個人的榮譽（time?）被不當剝奪，因為被剝奪榮譽是身為英雄的恥辱。這個文化隨後被罪惡文化取代，後者強調犯錯必須接受懲罰，無論懲罰是在今生（如赫希俄德的主張），或在來世（如柏拉圖〔Plato, 424-347 BC〕的描繪）。Dodds教授的主張得到A. W. H. Adkins教授呼應，並認為羞恥文化是古代的文化，而罪惡文化是現代的文化。
不過，「進步」這一概念並非在此歷程中無足輕重，例如arete?（優點、優秀或德性）的內涵演變，便可看到進步的徵象。原本它在荷馬史詩裡只適用於特別族群——貴族及英雄，因為這個字在字源上與aristos（最優秀的、最高貴的）、aristeuo?（表現最佳）及aretao?（興旺、成功）等字相近。然而在隨後的文獻，例如赫希俄德《工作與時日》（Works and Days）中，arete?一字更擴大用於辛勤與大地及天候奮鬥的勞動者，戮力工作者即擁有德性與優秀之人。然而這不表示，arete?這個概念——指一事物或一個人具有的優秀特質，且藉此特質該事物及人能充分表現與扮演其功能與角色——有實質的改變，無論用於貴族與英雄，或用於勤苦的勞動階級，arete?根本上都是指一個人具有的優秀特質。「進步」這個詞在此意義下便不是意味新取代舊——前者具有後者全沒有的內涵，且後者徹底被棄置；反而是，同一個倫理概念在不同的時代及社會脈絡裡，有不同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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