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之後一年，政治學經典著作《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and the Last Man）出版，宣告人類社會歷史的進程「有機會」來到終結的一刻。社會主義的衰落，象徵?意識形態的演變到了看似是終點的終點站：自由民主。那時候，作出這驚天地泣鬼神的宣告的作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還未夠40歲。
儘管當時「歷史終結」之說引來很多反對聲音，其中最精彩的回應，來自於福山在哈佛寫博士論文時的師父、政治學者杭廷頓（Samuel P.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杭廷頓說：即使意識形態的比賽已經有了結果，但自由民主的盛行不代表歷史終結，因為取而代之的是文化、宗教的衝突。這場師徒辯論，是現在讀政治學入門的第一課，是經典中的經典。無論歷史有沒有結束，兩套論述都以自由民主的扎根開花作為討論的基礎。事實上，經過上世紀末的第三波民主化（同為杭廷頓所提出的學說）之後，民主國家的數目從1970 年的35 個，上升到21 世紀初接近120 個，自由民主就是普世價值。
眼見自己的學說和預言，跟現實世界偏離得愈來愈遠，現在還只是65 歲的福山說：就是因為特朗普，一個「基本誠信、可靠、判斷力、責任感、道德都完全缺乏」（福山語）的人當選美國總統，促使他寫成剛剛出版的《身分認同》（Identity:Contemporary Identity Politics and the Struggle forRecognition），回應當下的政治發展。所以還是張愛玲說得好：「成名要趁早」，早成名不止可以更早「痛快」，還可以不斷修補自己奠下的根基，福山就是個好例子了。
面對如此風暴，曾經令福山錯誤地認為歷史已經終結的自由民主如何應對？沒有開放多元的價值，還是那個普世價值的自由民主嗎？福山在新書《身分認同》的最後一章，題目借用了列寧最有名的著作名稱——《怎麼辦？》（What is to be done?）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法。但讀完之後，我最大的感受是想問福山：那如何做得到？
美國HBO劇集Game of Thrones（權力遊戲）終於來到最後一季，第三集打完萬眾期待的「The Great War」。儘管不是最後一戰，但這是生者與死者（white walker）、正義跟邪惡的決鬥，全集一個多小時，煙火風雪彌漫整個戰場，加上開戰時間設定在半夜，戰場能見度低得幾乎連誰生誰死也看不清楚，要重看幾次才能確認。可憐那些從第一季就開始期待這場大戰的觀眾，打起上來原來是如此「暗淡無光」，實在失望。
戴耀廷教授剛剛提出公民抗命這概念時，我讀美國作家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的《公民不服從》，最近重看依然覺得這本小書重要。他反奴隸主義，為了抗爭而不交稅，以表達對不公義政府的不滿和不信任，最後因而給判了入獄。他以「公民不服從」為題演講，短短的講辭，每句都是金句（維基百科也有全譯文，但翻譯得像google translate一樣，台灣紅桌文化的版本比較好）。他說：「就算在整個州份裡面，只有一千個、一百個，或只有十個誠實正義的人，甚至只有一個這樣的人也好，只要他願意解放奴隸，美國的奴隸制度就開始瓦解。不管開始的時候是如何微少不顯眼，只要做對了，就永遠都有意義。」
在早陣子德國名牌相機萊卡（Leica）的廣告風波，廣告以六四事件為背景、以記者和記者的鏡頭為主角，在六四三十年之際來得非常合時。即使廣告都是虛構，而且Leica最後也跟廣告劃清界線，但記者和記者的鏡頭，無疑是這場慘劇仍然能夠存留在世界歷史和記憶之中的關鍵。像加拿大記者Arthur Kent最近發表的短片「Black Night in June」，片裡面就有很多當年廣場上的片段，有軍隊的廣播和槍聲，也有學生的叫喊和求救。又像Facebook的專頁「我是記者我的六四故事」，訪問了很多當年編採的記者，憶述30年前所發生的一切，並出版印成《我是記者——六四印記》一書。
至於台灣人研究香港，其實是前車之鑒、看清楚原本為台灣人度身設計的「一國兩制」有多大威力。香港今天弄成這個樣子，台灣人不單要睜開眼看，而且要仔細回帶重看，千千萬萬不要蹈香港覆轍，而台灣大學社會系的何明修教授，就在做這個工作了。他是社會運動研究的專家，近年成為研究香港的表表者，最近出了新書Challenging Beijing’s Mandate of Heaven（Temple University Press），比較5年前的太陽花運動和雨傘運動。何明修從兩個地方的歷史背景開始比較，逐步分析運動結構、領袖背景等等的差異，解釋為何兩場史無前例的大型佔領運動會有如此不一樣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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