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余光中有上述那樣的疑慮,然而《中國現代文學大系》仍照計畫如期出版。為此,余氏引用艾略特(T. S. Eliot)在論葉慈(W. B. Yeats)時提出的說法:「時至今日,詩似乎以二十年左右為一代。」並特別加上註解說明:過去這二十年來「我們的詩人……確乎創造了一種異於五四及三○年代的新文學,而且隱隱然呈現了一種近乎運動的共同趨勢」(一九七二:二)。一九五○至一九七○年間的台灣詩壇是否出現過誠如余氏所言的「一種近乎運動的共同趨勢」,在此表過不談;如果說現代詩二十年的「發展」可以編選一部(上下二巨冊)詩選集,那麼古繼堂的《台灣新詩發展史》於一九八九年始出版也算順理成章了,畢竟此時台灣新詩的腳步已經走過一甲子的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