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作為新變數繼十五至十七世紀的鄂圖曼之後，自十九世紀迄今，俄羅斯絕對是影響歐洲之最大「外部地緣變數」之一；即便兩者均有強烈之「歐洲化」企圖（但目標不完全一致，鄂圖曼或為滿足重建帝國戰略與承接羅馬正統，俄羅斯雖與此部分類似但更著力爭取成為歐洲國際社會一員），如同美國在一九五○年代輕易地組成一個反蘇聯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甚至直到冷戰結束後，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在一九九五年《文明史綱》書末以一章「另一個歐洲」來提及俄羅斯，賈德（Tony Judt）在二○○五年描寫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歷史的書中，卷首亦特別指出，此處歐洲「不包括俄羅斯、土耳其」等，俄羅斯在「歐洲」眼中的「他者」形象顯然牢不可破。 大體來說，近代俄羅斯源自於九至十二世紀位於波蘭以東歐陸深處的一個斯拉夫人群體「基輔羅斯」（Kievan Rus'），在擺脫十三至十四世紀蒙古金帳汗國控制後，莫斯科公國自十五世紀崛起，伊凡三世（Ivan III）統一全境後自稱「全俄羅斯君主」並於一四七二年迎娶東羅馬君士坦丁十一世姪女，伊凡四世則在一五四七年將「沙皇」（凱撒之俄羅斯音轉）改為正式頭銜並自稱「第三羅馬」，最後由彼得大帝在一七二一年大北方戰爭勝利後自我加冕為「全俄羅斯皇帝」（Emperor of All Russia）。 由於一五六九年組成共治聯邦（condominium）之「波蘭?立陶宛」的地理阻隔，俄羅斯無法直接與西歐政治互動，又因深處內陸腹地，不可能加入日漸甚囂塵上之大西洋貿易競爭浪潮，只好選擇大膽深入西伯利亞以控制在中國、中亞與歐洲都有著大量需求的奢侈商品，亦即有「黑金」之稱的貂皮；其實，皮草不只是俄羅斯增加貿易收入或分霑海洋經濟的唯一籌碼，在本土來源因長年濫捕逐漸枯竭的困境下，為了急於尋找補充貨源，早在一五五四年征服欽察汗國殘餘勢力喀山後，便沿著伏爾加河前進裏海與薩法維波斯取得聯繫，然後由葉爾馬克（Yermak）率領哥薩克騎兵探險隊，在一五八二年越過烏拉山隘口東進，一六○四年先在距離莫斯科三千五百公里的托木斯克設置了前哨基地，接著於一六三六年抵達鄂霍次克海濱後轉而南下接近黑龍江流域；據此，在哥倫布橫渡大西洋的一個半世紀之後，非但俄羅斯領土面積從一六○○年到彼得大帝去世的一七二五年，由五百五十萬大幅增至一千五百二十萬平方公里，成功挑戰西伯利亞凍原帶也堪稱在傳統絲路之外打通另一條歐亞大道，從而為十七世紀全球地緣政治投下一大潛在變數。 必須強調，俄羅斯雖一度在十六至十七世紀踏上「東進」的漫長征途，但十八世紀起則聚焦「西進」，一方面自此開啟一段邁向「歐洲化」的歷程，並依此採取了兩線並進戰略：首先在西線鎖定波羅的海，關鍵是在一七○○至一七二一年的大北方戰爭中擊敗瑞典（後者曾迫於壓力向鄂圖曼請求支援夾擊），藉由《尼斯塔德條約》（Treaty of Nystad）取得今日愛沙尼亞附近，一七七二年再利用第一次瓜分波蘭取得現今白俄羅斯與拉脫維亞部分區域，至於南線則瞄準衰落中的鄂圖曼，自一六七六年爆發首度大規模衝突至一八二九年左右，俄羅斯在一個半世紀中先後對土耳其發起八次戰爭，尤其透過第四到六次戰爭拿下克里米亞作為橋頭堡，並將勢力伸入多瑙河流域後，黑海便成為莫斯科另一個戰略焦點。 當然，最重要的轉捩點乃瓜分波蘭與法國大革命後的反法同盟戰爭。 利用「波蘭?立陶宛」逐漸式微契機，俄羅斯與普魯士、奧地利透過一七七二、一七九三與一七九五年三次協議將其瓜分殆盡（奧地利未參與第二次），其中，俄羅斯不但囊括該國三分之二土地，在長期緩衝地帶消失後，也讓它首度在地緣上直接接觸歐洲均勢體系，特別是一七九八年在奧地利堅持邀請下加入第二次反法同盟，更使其踏出了「加入歐洲」的第一步，此後除一八○九年第五次同盟外，俄羅斯幾乎無役不與；莫斯科所以沒有加入前述同盟，主要乃因一八○七年《提爾西特條約》（Treaties of Tilsit）暫時轉與拿破崙結盟，並趁法國壓制歐洲機會四處擴張所致，其後仍利用一八一二年拿破崙征俄失利，隨同盟反攻在一八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開入巴黎，亞歷山大一世曾稱這天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可見其象徵意義。為討論戰後國際秩序，幾乎歐洲所有國家都派代表參加了由奧地利首相梅特涅（Metternich）所主持，在一八一四年九月至翌年六月召開的維也納會議，亞歷山大一世乃唯一親自出席的國家元首，充分顯示他對俄羅斯在歐洲外交界「首度亮相」之重視。 在會議當中，為了在拿破崙戰爭後阻止法國再起，包括在東北方讓尼德蘭併吞比利時，在東方解散萊茵邦聯並改組成由奧地利領導之日耳曼邦聯，東南方則除了同意瑞士成為永久中立國，讓奧地利重新控制北義大利並擴張薩丁尼亞領地等，都表明各國針對法國未來問題之地緣戰略思考；除此之外，普魯士獲得薩克森（Saxony）四成領地加上先前趁亂瓜分之波蘭國土，力量亦大為擴張。 回到俄羅斯；除了滿足擴張目標，為確保成為歐洲一員或至少不被輕易排除，亞歷山大一世首先透過瓜分波蘭並於戰後進一步取得華沙公國部分領地，徹底消除了過去與西歐之間的長期地理阻隔，其次，在一八一五年拉攏奧地利與普魯士組成鬆散的「神聖同盟」（Holy Alliance）建立朋友圈後，更重要的舉措是支持由梅特涅推動的「四國同盟」（Quadruple Alliance），以及根據《第二次巴黎條約》第六條關於「推動大國定期磋商」建議而在一八一八年首度上演的歐洲協商（Concert of Europe）機制，從而藉由某種「制度化」途徑鞏固自身之國際地位與發言權。 自此，俄羅斯成為歐洲各國眼中，或正或反，但絕不能排除的一個戰略變數。
目錄
卷一 / 萌芽與啟蒙：現代國家的誕生 The Birth of Modern State
序幕：走出中世紀的歐洲 Prelude: Europe out of the Middle Age 另一場被忽略的大分流 北宋中國及其象徵 / 主流經濟視野下的歷史分歧 / 向帝國告別 黑暗中躑躅前行 後羅馬時期與新歐洲 / 戰爭與歐洲例外主義 / 本書寫作目的
戰爭作為日常 War as Daily Life 教權封建時期 羅馬與戰爭史 / 黑暗時代與上帝之城 / 封建主義與基督教會 / 準神權社會下的正當性 現代世界之形塑及其新秩序 新世界觀中的時間與空間 / 十字軍與西歐的擴張嘗試 / 最後的絕對理性時代 戰爭與行為者演化 政治變遷之一：王權與民族意識萌芽 / 外交初步制度化 / 理性國家與現實主義 / 在先驗與實證之間
卷二 / 奠基與結構：國際關係的實踐 The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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