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方面,過去不少學者認為古來征服中原的遊牧民族或半遊牧民族雖然族類各異,最後都難逃漢化的命運,而元代蒙古、色目人對漢文化卻是抵制最力、漢化因而最淺。乾嘉史學大師趙翼(1727-1814)即主張:「元代不惟帝王不習漢文,即大臣習漢文者亦少也」,意即元朝統治階級──包括蒙古人與色目人──多為漢文文盲,與漢文化枘鑿方圓,格格不入。日本學者羽田亨(1882-1955)對傳統的吸收論最早提出批判,其〈元朝?漢文明?對??態度〉即主張:元代奉行「蒙古主義」,漢人及漢文化皆不受尊重。由於羽田氏為京都北亞史與東亞史之先進巨擘,數十年來日本學者一直遵奉其說為圭臬,而稱元朝之文化與族群政策為「蒙古至上主義」。在西方,魏復光(Karl A. Wittfogel, 1896-1988)與馮家昇(1904-1970)之《遼代社會史》則自人類學「涵化」(acculturation)的觀點對吸收論作出較有系統的批評。他們認為:征服狀態造成了族群間的鴻溝,征服民族與被征服民族不可能相互認同,完全同化。兩者的文化關係是雙行的涵化,而不是單向的「同化」(assimilation)。真正的同化僅在征服王朝崩潰,民族鴻溝消失之後始有可能。而各征服民族與漢文化之關係,每因其自身文化背景及所處歷史環境的歧異而有很大的差別。各征服王朝中,由半農耕、半遊牧民族所建立的金朝與清朝傾向於漢文化的吸收,漢化因而較深,而元朝則與同為遊牧民族所肇建的遼朝相似,對漢文化抗拒甚力,因而漢化較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