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與其說是一種哲學現象，毋寧說更像是一種歷史現象─思想運動。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的核心理念甚多，其中至少包含有理性（reason）、經驗主義（empiricism）、科學（science）、普遍主義（universalism）、進步觀（progress）、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宗教）寬容（toleration）、自由（freedom）、人性一致（uniformity of human nature）以及世俗主義（secularism）等等。儘管它所涵蓋的範圍甚廣，但約略說來，這一作為十八世紀歐洲重大歷史現象的啟蒙運動，基本上是圍繞著兩個相互關聯的重要問題而開展的：第一、就性質而言，它旨在崇揚「理性」的價值，並探索它在公共領域中普遍實現的可能性；其二、就目的而言，它致力於挑戰以宗教信仰為基礎的精神與意志導向的傳統秩序，並探索以理性作為基礎、世俗與物質導向的新秩序─即我們今日所熟知的現代性（modernity）─的實現。換句話說，就歷史的開展來看這個作為近代世界形成之開端的啟蒙運動，啟蒙、理性與現代性三者基本上是一體的，不能也不應該分開來看。
作為啟蒙運動主要概念，「理性」的歷史性任務主要是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 1864-1920）所謂的「除魅」（disenchantment）工作。韋伯所用的「除魅」字眼，它的意義原是指「去除魔法」（de-magification）的過程，由於在德文裡韋伯是用 “Entzaubergung der Welt”來表達，翻譯成英文則是“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換句話說，此一概念接近我們所謂的「世俗化」（secularization）。「除魅」（或者是「去除魔法」與「世俗化」）的終極目標，是要以理性懷疑（rational doubt）來對抗宗教信仰；在短程目標上，則是要以客觀的實證科學來批判主觀的神祕主義現象。簡言之，啟蒙運動的內在精神─「除魅」工作，便是要以新的、經驗主義的世界觀，來取代舊的、唯心的精神與意志的世界觀。
第三章〈轉型時代：理念的形成、意義與時間定限〉中，作者對其恩師張灝教授提出的重要觀念——「轉型時代」的發展過程，做出較為深入的介紹與分析。「轉型時代」（the transitional era of modern China）是指「甲午」到「五四」約三十年間（1895-1925），中國思想文化由傳統過渡到現代的承先啟後時期。張灝先生最早提出「轉型時代」理念之處，是在他1971年出版的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一書，這裡所謂的「轉型期」，是指1890至1911年前後。換言之，張灝先生在此書為「轉型期」正式劃出起點：中華帝國最後二十年。作者在這篇論文中指出，張灝先生在一九八○年代以後日漸將研究旨趣下延至民國時期，其中尤以對「五四」的討論最重要。此之前，「轉型時代」通常是指1890至1911年之間的晚清時期，但是一九八○年代，當張灝先生的研究旨趣進入民國時期之後，「轉型時代」的概念開始被修訂，成為清末民初的二十五年期間。到了一九九○年代中期，張灝先生正式提出「轉型時代三十年說」，將「轉型時代」由先前的清末民初的二十五年，向下延伸五年成為三十年，修正了先前的「轉型時代二十五年說」。簡言之，作者注意到張灝先生的「轉型時代」概念，至少經過四期的發展，有過四重轉折：即是由「轉型時代晚清說」，向下延伸進入民初的「五四」時期，成為「轉型時代晚清民初說」。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在1874年出版的《不合時宜的思考》（Untimely Meditations）一書的第二部分「歷史的利弊」（On the Uses and Disadvantage of History for Life）指出，人類的生活是與歷史休戚相關的；但這位哲人也提出警告，在公共領域裡過量的歷史是對人有害的（excess of history is harmful to the living man）。這裡，尼采區別出三種歷史：紀念的（monumental）、古玩式的（antiquarian）和批判的（critical）。和尼采一樣，對近代中國啟蒙運動的回顧，本書的心境既不是紀念的，更不是古玩式的，而是在批判中反思。就這點而言，本書並不企求獲得廣大共鳴，但如果這些反思的嘗試能引起一些同好的迴響與關注，那麼這些努力也就沒有白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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