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現任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研究領域為:中國女性史、明清社會文化史、中國史學史。曾任核心期刊《明代研究》、《女學學誌》主編，英國劍橋大學、日本奈良女子大學、比利時根特大學等訪問學者。著有專書《三姑六婆：明代婦女與社會的探索》、《史學與性別：《明史．列女傳》與明代女性史之建構》，以及〈論中國性別史研究的多元交織〉、“Gender and Sericulture Ritual Practice in Sixteenth Century China”等多篇學術期刊、專書論文。
四、女性史書寫的體裁 無論傳統或現代，傳記一直是婦女史書寫重要的體裁，在中國史上被視為重要的道德教化工具與力量，學者研究的範圍基本上以近代中國以前為主，於是有關中國女性史著的研究，多集中在傳統「列女傳」與傳記類散文的討論，例如劉靜貞與野村?子的研究。二○○○年以後，中國婦女／性別學界無論是從史學或文學的角度，都投入不少關注在女性生命書寫，擴大了「傳記」所指涉的範圍。其中幾本論文集特別值得我們關注，如：《重讀中國婦女生命故事》（二○一一）、Writing Lives in China, 1600-2010: Histories of the Elusive Self (2013)、Representing Lives in China: Forms of Biography in the Ming-Qing Period, 1368-1911 (2018)、《追懷生命：中國歷史上的墓志銘》（二○二一）、Chinese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 An Anthology of Personal Accounts (2023)，學者無不盡力追尋男性或者女性作者筆下的女性身影。 可惜迄今，婦女史研究仍常擺盪於「歷史上的婦女」（women-as-lived）與「文本中的婦女」（women-as-written）兩端，有些論著無法辨別兩者的差異，或是輕易將文本中的婦女當作「歷史實情」。筆者則曾將之區分為「傳記中的女性」與「女性傳記」研究。所謂「傳記中的女性」是將傳記作為史料，關注記載中的女性事蹟，觀察其中所「反映」的女性角色；而「女性傳記」研究則是聚焦在傳記本身，注意文獻產生的過程及作者編纂的時代背景，申論史家如何記述與再現婦女群體，我嘗試建立「婦女史學史」的研究領域。本書的研究方向採取後者，主要探究史籍作為載體，如何留下女性史，關心文本的產生與詮釋和史學發展之間的關係。 在晚清民初婦女史的研究中，關於女性史書寫之問題，通常針對報刊雜誌之編輯與內容分析，我們由二○○三年十二月中研院近史所舉行的「《婦女雜誌》所呈現的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即可觀察學界在此方面研究的努力。又例如:季家珍（Joan Judge）從大量晚清出版的官方文獻、教科書、報刊與各種中西女性傳記，特別是教科書，思考女性傳記如何被用來承載晚清時人達到現代性的目的；其後她更置報刊雜誌於印刷、歷史和全球的脈絡下觀察，從跨類型和跨媒體的方法來解讀。夏曉虹則關注於女性典範的重構，探究女性傳記中的革命色彩與知識流動的面向，尤其是西方女傑的事蹟及其相關知識，如何從日本流傳到中國。其次，女性傳記作者通常為男性，至十八世紀晚期開始，才女無論是受人之託、主動撰寫或者加入寫作計畫，在女性別集中可見傳記類的文章有增加的趨勢。晚清民初才女所寫的傳記與自傳書寫，漸受學界關注，例如：錢南秀（Nanxiu Qian）研究晚清薛紹徽（一八六六－一九一一）所編的《外國列女傳》，探討婦女在戊戌時期的作用。楊彬彬則使用曾紀芬自傳式的《崇德年譜》，呈現晚清民國之交的才女如何透過引述代代相傳的儒家傳統，以面對、甚至抗衡新時代出現的種種弊端。 從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學者試圖從性別角度來探討男女作者筆下的女性生命史，不過，研究者較少從史學史發展的脈絡來尋繹傳記，通常將女性傳記作為史料而非史學分析的主體。其次，女性史書寫的傳統因子及其變化，也非其關注主軸；如此一方面研究者容易傾向看到自己關心的史料之特殊性與新穎，然而，弔詭的是，因為未關注體裁本身的時間變化，這些傳記在研究中往往呈現的也是一種「無時間性」的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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