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的廣京先生，還只是方入哈佛大學之門的大學部學生，英姿勃發，已然引起前輩的注意。楊、劉之間，同在哈佛大學研史治學，交還無已，特別是當廣京先生的治學轉向近代中國史的研究領域以後，更有密切交流，像是楊聯陞有意進行「胡光墉與光緒九年之經濟危機」之寫作，搜集材料時，便得到廣京先生之助，可見一斑。 廣京先生在哈佛大學苦學多年，從學士（一九四五）到碩士（一九四七），迄於一九五六年榮獲博士為止，接受了完整的學術訓練。在大學部求學時期的廣京先生，以治英國史為專業，畢業論文以十九世紀英國哲學家T. H. Green 的思想為主題，深獲師長欣賞，日後費正清（John K. Fairbank, 1907-1991）在回憶錄裡提到廣京先生時，首先便是贊譽他的這篇論文。還只是哈佛碩士生的廣京先生，已積極向學術領域進軍，在專業期刊上發表論文，討論德國在一九○四至一九○五年間對三國聯盟的反應，這篇初試啼聲之作，應也顯示了廣京先生治史方向轉變的軌跡。 特別是從一九四六年末起，當時正在哈佛大學全力拓展中國／東亞史領域的費正清，有意對哈佛燕京學社有關近代中國史的庋藏展開調查，身為費正清指導的研究生，廣京先生得與其業，師生聯手，完成了一部厚達六○八頁的書目指南。費正清回憶其事曰：
二、 在研究十九世紀中國史的漫長征途上，廣京先生成就的業績猶如百科全書，涵括廣博，內容精確。十九世紀的中國大地，動盪紛擾，內亂外憂，無時而已。廣京先生追溯描摹世局變動的歷史圖像，既注意「西風東碰」引發的結果，更重視大清帝國自身內部的動力因源。 從一九四○年代末期起，身為史壇初生之犢，廣京先生首先開展的是航運史研究，經由述說英美在大清帝國的航運競爭歷程，並及探索輪船招商局（與其相關人物如唐廷樞）歷史的系列論文，廣京先生對於現代帝國主義「侵略」與大清帝國自身經濟變遷之間的關係，提供了應該如何具體勾勒這幅錯綜複雜的歷史圖景的示範。 廣京先生也是開拓十九世紀「中美關係史」與「基督教在中國」等學術領域的帶頭人之一。以「中美關係史」領域而言，廣京先生既與Robert L. Irick、余英時等合編這一課題的漢語書目，復獨力編纂涵括英語原始史料及文獻的書目，並撰有提綱挈領的導論，嘉惠學林。積此功力，廣京先生述說十九世紀「中美關係史」的專文，自成格局。廣京先生將「基督教在中國」的歷史視為理解十九世紀中國史的入手之方，所以深為重視基督教對中國的社會影響。如基督教在中國創辦的大學的畢業生，對中國教育界和醫界的貢獻；基督教傳教士的著述，又對晚清思想的變遷，提供了什麼樣的動力來源，都是廣京先生所曾致力的課題。至於在晚清思想界流傳甚廣的論說：「人人有自主之權」，廣京先生也以基督教傳教士主編的《萬國公報》為史源，勾勒這等論說的起源依據和變化，具體展現基督教思想對晚清士人思想之影響的起伏。 在述說這些「西風東碰」的課題之外，廣京先生早於一九六○年代中末期起，即開始闡釋大清帝國自身內部回應世局變動的「內在動力」。他在探討十九世紀「舊秩序」的崩解及其結果之際，即特別指出，應該同時注意由本土和外來因素合力引發的新趨勢和新運動（the new tendencies and movements born of indigenous as well as external forces）；約略同一時期，他也開展李鴻章及鄭觀應變法思想的相關研究，等於又涉足於政治史和思想史的領域。基於這樣的認識，廣京先生提倡晚清「自強運動」和「經世思想」的研究，並以身為則，扭轉歷史的認識維度。如廣京先生藉由對魏源思想的探究，提出宏觀的反思，指陳「中國近代史上之不斷創新，原為因應多方面之內在需要，絕非僅由外來之刺激，而實有自發之精神與思想為基礎」；他也透過對李鴻章仕途史的研究，提醒我們應該注意「儒家傳統內部的靈活性」（the flexibility within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廣京先生治史論學，贊賞的是對材料文獻搜羅殆盡，並從事於具體史事重建的功夫。方其評論前輩史家K. Biggerstaff 的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一書，即欽贊有加，指出他甚至於利用了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和傅蘭雅（John Fryer）的未刊文獻，可以精確刻畫同文館的歷史。當廣京先生自身探討一八六七年同文館初設天文算學館時的爭議，綜合既有成果與原始史料，對倭仁和恭親王等人的爭鋒場景，做出更精緻入微的史實重建。廣京先生的治史技藝，精細綿密，猶如繡花功夫。像是研治晚清史的學界同仁始終聲言晚清「督撫集權」，甚或指稱曾國藩、李鴻章為「軍閥」，此等既成論說，甚囂塵上；廣京先生為反駁此等似是定論的流行言說，即以大量的圖表統計督撫任期，論證清廷中央如何控制地方；對於晚清地方社會的官吏紳民關係，廣京先生則無意提出宏觀理論，僅以具體的史料鋪陳勾描，讀之引人入勝。 即令已然是一代學宗，廣京先生對歷史真實的追求，精益求精，儼然沒有盡頭。一九八八年，廣京先生以漢語發表了探索一七九六年湖北白蓮教起事的研究，猶不為已足，隨著相關史料的不斷刊佈，兼及後起之秀的研治成果頻出，他仍孜孜不息，經過吸收轉化，成為他擬撰英語新稿之張本。然而，在二○○四年問世的這篇論文，並不是廣京先生計畫的「封筆之作」。廣京先生曾興致勃勃地告訴筆者，因為盛宣懷檔案關於招商局的部分，終於面世，所以他打算依據這份期盼已久始告公開的史料，修改前此發表述說輪船招商局歷史的諸篇論作，特別是為紀念對他有重大影響的邵循正先生而撰述的論文，廣京先生表示，「非改不可」。已然年逾八旬的廣京先生，在史學實踐的道路上，依舊衝勁十足，不知疲倦地邁步直行。
三、 在廣京先生寬廣的學術世界裡，自有學術標準的堅持，卻又「兼容並蓄」。像是廣京先生對James L. Hevia 那部引起爭議的著作，固然指稱是書「有不少翻譯上的錯誤，所論亦不精」，仍贊譽他「能利用大量英國檔案（包括東印度公司檔案）」，也以為他「提供的研究方向還值得參考」。前輩學人嘉許後繼者自展身手的風範，學林永式。 身為開拓十九世紀中國史的研究領域的先行者之一，廣京先生的學術組織能力，亦稱卓越群倫。他與費正清領銜主編的《劍橋中國史．晚清編》第2 卷，學術貢獻厥偉，世有定評。然而，廣京先生向來強調中國漫長歷史遺產的重要，因此在一九八○年代之始，即發動了探討明清以來的正教和異端（orthodoxy and heterodoxy）的研討會，歷經長久的積累，成果方始面世。長期以來，西方學界探索中國的宗教和思想（兼及相關社會組織和活動等面向），往往籠罩在Max Weber 論說的陰影之下，廣京先生和同儕在這兩部大書裡的努力，當具燭照之明的提醒作用。由此而言，在「中國研究」的海洋裡，廣京先生扮演的領航者角色，豈僅十九世紀中國史一端而已。 廣京先生認為，就解釋整個中國近代史而言，「中心問題是為什麼古代中國會變成近代中國」。為求其解，廣京先生投注了畢生的心血，無懈無怠，營擘了宏偉壯麗的知識殿堂。一代大師的生命旅途，固然畫上句點；廣京先生披荊斬棘奮力而拓的學術方向，則必永遠指示著後繼者的前行道路；廣京先生費精耗神涵泳提煉的知識智慧，也必在後代的心版上刻鏤永恆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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