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著說出真相：蔡寬裕先生訪談錄出版公司:前衛出版社作者:蔡寬裕口述、國史館訪問紀錄類型:歷史地理-台灣研究 PDF電子書繁體中文版


商品編號：	DCF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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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說出真相：蔡寬裕先生訪談錄出版公司:前衛出版社作者:蔡寬裕口述、國史館訪問紀錄類型:歷史地理-台灣研究 PDF電子書繁體中文版

圖片說明:

內容說明:

商品資料
作者：蔡寬裕口述、國史館訪問紀錄
出版社：前衛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02-18
課程類型：歷史地理>台灣研究
ISBN/ISSN：9789578019256

內容簡介
「我一直記住詹天增說的話，他要我活著，要我把真相說出來，這是我的使命，也是同志賦予我此生的任務。」

◎追尋泰源事件完整真相
◎訴說台灣轉型正義落實的曲折歷程

▋本書是政治受難前輩蔡寬裕的口述歷史訪談紀錄。

蔡寬裕先生，在1950、60年代台灣白色恐怖最厲害的時期，曾兩度因案入獄，坐監長達十三年，對於蘇東啟案等政治案件及相關人物知之甚詳。在泰源監獄關押期間，實際參與泰源事件的謀畫，並在因緣際會下成了那個「活著說出真相」的見證人。

解嚴後，他積極推動政治受難者平反運動，也長年為轉型正義立法工作奔走。這本訪談錄，不僅記述戒嚴時期台灣政治受難者斑斑血淚的故事，也訴說台灣轉型正義落實的曲折歷程。

傳主簡介／
蔡寬裕（原名莊寬裕），1933年2月5日出生，台北市。東吳大學在台灣復校第一屆經濟系學生。1957年台北市發生「劉自然事件」，情治人員懷疑蔡寬裕鼓動同學罷課，將之拘押六個多月，後予釋放。

蔡寬裕自大學畢業後，在台中商職擔任老師，並到日本短期進修，隨後接觸「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廖文毅的組織。返台後，接辦台中市「新生商職」，並且代理校長。因友人李森榮曾在紙張書寫「獻身解放台灣民族獨立運動」，蔡寬裕受牽連，1962年被捕，判刑10年，並在1964年移監泰源監獄，調醫務室服務。

1970年發生「泰源事件」，原計畫由蔡寬裕負責打開大門接應，後因計畫失敗，蔡寬裕雖逃過一劫，卻於刑滿後又延訓3年。於1975年出獄後，與難友合股於大里經營鞋廠，1983年結束鞋廠業務，到台北經營貿易公司。

解嚴後，積極推動政治受難者平反運動，現任「台灣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理事長，近年經常參與白色恐怖文史工作，被國家人權博物館聘為評審委員，也擔任景美人權園區導覽志工。
作者簡介：
訪問：
陳儀深
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現任國史館館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曾任東吳大學政治系講師、副教授（1984-1988），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1988-2019）、研究員（2019），第三屆國民大會代表（1996-1998），任務型國代（2005），台灣教授協會會長（2009-2010），台灣口述歷史學會理事長（2015-2019）。研究專長領域為：近代中國政治思想史、戰後台灣政治史、二二八事件研究、戒嚴時期政治案件研究。

記錄：
彭孟濤　
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
國史館助修

林東璟
東吳大學政治系碩士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約聘助理

潘彥蓉
政治大學俄國語文學系畢業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營運推廣組科長

章節試閱
第四章我看泰源事件
多年醞釀泰源事件
（一）台獨份子只是少數？
我曾對張炎憲教授說，希望他能幫我們做泰源事件的專題。因為常常聽到大家在講台灣獨立，我很不客氣的說，大家都只是在要求別人而已，獨立那麼簡單嗎？為了台灣獨立犧牲的人不到二十人，如果付出這麼少的代價就能獨立，那台獨很簡單就可以達成。泰源事件是一件以台灣獨立為主題所發動的軍事革命，雖然環境很艱困，但是仍然有動手，泰源事件是一件轟轟烈烈的事情。
起事兩年前，蔣介石接見美聯社記者，他說，台獨運動是一小撮海外失意的政客，島內根本沒有台獨運動，台灣也沒有政治犯。我們看到報紙後就說，那我們是為了什麼被關？當時至少有兩百多人因為台獨被關，如果沒有台獨份子，那我們關在這裡做什麼？因此我們覺得應該讓我們的聲音傳播出去。
泰源事件當中，彭明敏不是主要因素，而是很久以前就已經在醞釀這件事了。1963年我們被關在軍人監獄，是由警備總部管理，叫做「警備總部看守所安坑分所」，一棟只有六、七十人，另外有一批人是在新店採砂場，擔任挖石頭、洗砂子的工作，這個工作比較辛苦，但是也比較自由，這批人每週都要回監獄拿藥。我們都覺得這裡的管理比較輕鬆，每天的工作就是養豬、種菜。當時蘇案已經判決確定，關在這裡的人以海軍陸戰隊的居多，大家長期和外界隔離，過了八個月，1964年3月被送去泰源。
當時泰源是一間新的監獄，所以需要人手到外面勞動，獄裡有一個菜園，都是無期徒刑的犯人。外面有一個農耕隊，每天早上出門，到山裡面勞動，一直到晚上才收風。出去的時候，也不用帶手鐐腳銬，可以滿山去跑，監獄也不擔心，因為有外役保證人。而且歷史上只發生過兩次逃亡事件，其中一件的主角是原住民，聽到自己的女友變心，就逃出去把情敵殺死，後來就被判死刑。事實上，整個台灣是一個大監獄，只是大監獄、小監獄而已。

（二）和各界建立感情
泰源政治犯先和當地原住民建立感情，甚至到可以讓原住民少女不願意和監獄管理人員交往的程度。此外還有天主教會的神父，他們對政治犯也很同情、照顧。另外還有台東教會，是由獄方引進的，每週由一位牧師進來傳教。
以往警衛部隊都是老兵，到了台東的時候，警衛部隊由台東野戰師派一連過來擔任，成員以不再是老兵，而是台灣充員兵，連幹部包括連長都是台灣人。當時大家也沒什麼事做，整天到山上打獵、到溪邊抓魚、打籃球、排球等等，和警衛打成一片。
曾有一位警衛連連長是政工幹校出身，他的同學黃聰明也被因政治案件被補，當他擔任泰源監獄警衛連連長時，就到處打聽他的同學是不是也在這裡。後來他為了保持聯絡，他就組一個球隊，讓大家可以一起打球、交往。
不過警衛連的部隊常常輪調，政治犯都要重新開始培養交情，事發當時的部隊是半年前才來的，可見那個年代台灣青年都很好溝通，大家都有台灣意識。當時的輔導長也是台灣人，鄭金河曾問他，如果發生某些情況，國民黨要他屠殺政治犯時，他會怎麼做？他回答，大家都是台灣人。所以我們都受到鼓勵，認為可以一搏。但是難免有一些顧慮，畢竟輔導長是由政戰系統出身，不知道他的想法是不是會有所變化。此外，我們跟一群台灣士兵都已經談好了。
當時由於我擔任醫務所的外役才能自由進出，可以去獄外，也可以進入牢房聯絡事情。本來我是不能擔任外役的，是其他人幫忙積極活動，加上我父親是中醫師，家裡開中西藥房，並且由醫務所主任擔保，所以才有大約三個月的時間在泰源醫務所的藥局擔任外役，配藥兼注射。
醫務所有四個外役、三個醫官，醫官當中一位是中校主任，一位是上尉，另一位也是上尉；不過醫官都是掛名的，都不做醫療工作，而是由犯人醫生代替執行，一位是空軍總醫院中校，另一位是台灣人林金煌，是婦產科醫生。

成也民族情感敗也民族情感
美麗島事件後，黃天福曾經問我：「施明德說泰源事件是他領導的，真的嗎？」我認為，是真亦假，有些受難者對施明德很不滿，因為他們認為，施明德與泰源事件有很深的關係，他卻對受難者及其家屬都沒有什麼照顧；李昂在《施明德前傳》中寫到，施明德在泰源事件中是「被告知者」，這也是事實。說起來很矛盾，何以施明德會是領導者也是被告知者？因為他知道事情的進行，也很積極的參與，只是，起事當天並未通知他。
泰源事件活的人當中，瞭解事情完整經過的人可能只剩我一人。包括參與者鄭正成，出獄後都還要問我才能得知事情的來龍去脈，鄭金河曾經交代他，出獄後一定要去找他的「好朋友」，這個好友會把事情告訴他，鄭正成於是就來找我。當年他們六個人被捕後，一人一間，但是可以看到彼此，也可以利用開庭結束時，偷偷講幾句話，鄭金河那時也不敢對鄭正成明講要來找我。
鄭正成的精神狀態有受影響，疑心病很重，但是他並不是靠裝瘋賣傻就能躲避死刑，主要是他說：「我不知情，我是被逼的！」他不知情是真的，他說被逼是假的。他當然或多或少知道事情的經過，但是他不是策劃者，所以他連那一天要動手都不知道，當時他和我同一房，動手的前一晚是農曆正月初二，他還對我說，隔天要帶我到山上，那時我就在想，明天就要動手了，你怎麼還會想到要去山上，可見鄭金河到那時候都還沒有告訴鄭正成。我揣測，鄭金河是想在動手的時候再通知鄭正成，什麼原因我不知道。
當時，我問詹天增事情他都說不知道，要和他討論他也拒絕，他說：「酒菜準備好，要開動了再叫我！」意思就是說，他是個老粗，不懂什麼規劃事宜，只是要行動的時候再通知他即可。他事先就有跟我講，他告訴鄭金河別把我拖下水，為的是留一個活口，為後人留下這段歷史，這件事沒有其他人知道，只有我和詹天增知道而已。

（一）事前規劃　幾大難題
其實我個人並不贊同，因為太困難了，可能成為無謂的犧牲。監獄裡設有電台，由一位上尉通信官駐守，而且所有單位都有外役人員，就只有這個電台沒有外役，也沒有士兵，據我們瞭解，通信官每隔三十分鐘就要跟台北對呼，保持通信暢通。這也是難以解決的問題之一，如果把他殺死，就沒有人跟台北對呼，若是威脅他和台北保持通信暢通，沒有人知道他用了什麼密語和台北對談。當時的構想是兵分兩路，直達台東，一支控制電台，另一支控制變電所，因為如果只佔領電台，對方斷電，我們也沒輒。控制電台後就把我們的理念傳播出去，能撐多久就撐多久，最後大家一起在電台及變電所犧牲，這是原擬的計畫，沒有人還會想到要活著離開。
當時他們幾個策劃者有犧牲的準備，但是對我來講，我認為一旦事發，是所有人都要犧牲，而不是只有衝出去搶奪武器的人犧牲而已。但是，事發後他們六個人未能衝回牢房把押房的人放出去純粹是意外，這件事會失敗的關鍵點完全不在事先的預料之中。原本我們認為比較大的困難是路程問題，如果我們越獄成功，從泰源到台東市區還有一大段距離，根據我的經驗，軍用卡車以六十公里時速前往台東市區也要兩個小時，如中途被阻斷，我們屆時要如何前往台東市呢？這是第二個難題。
第三，在我們多年來的規劃裡，警衛連的官兵已經不是問題，獄中有位傘兵營營長因為緬甸煙毒案件被關，姓唐，而且被判死刑，所以他毫無顧忌地告訴我們台灣傘兵部隊的佈置和值勤狀況，他說，台北的傘兵來到台東只需要40分鐘，這是我們最難以克服的問題。
1969年10月江炳興來到這裡，我們也有秘密管道和謝聰敏保持聯繫，江炳興和吳俊輝告訴我們彭教授已逃亡海外，不過我們不知道他如何出國，這件事加強了我們的決心，我們要有所動作，發出聲音，才能讓外國知道台灣也有政治犯。1970年元月，我們接到訊息，彭教授已經在國外，我們要有所動作，讓彭教授在國外的談話能有具體的事例。彭教授的事情不是泰源事件的起因，因為我們的計畫已經籌畫了四、五年了，彭教授的訊息只是強化了我們行動的積極性，他事前也不知道我們的想法。
江炳興是被判十年，在台北已經關了六、七年，他是外役的，意識型態很堅定，當時獄中紅白對立的情形很嚴重，他常常跟別人起衝突，所以才在1969年10月被送來泰源，照規定，新來的受刑人需三個月才能調外役去，但是獄方的少校保防官是江炳興官校的同學，他就問江炳興需要什麼照顧？江炳興就要求調到外役工作，所以他來不到三個月就可以調外役。江炳興一方面有受過軍事訓練，一方面自己也很積極，所以就很積極參與泰源事件的策劃。
我們在獄中一直有一個矛盾，外界為何那麼安靜？因為沒發生政治事件，可見外界很平靜。另一方面，我們也擔心，如果外面有什麼政治事件，獄中的人比較危險，因為統治者可能會對政治犯進行屠殺的動作。因此，若要顧慮自己的安全，那台獨運動不會有前途，如果外界有動作，我們獄中的人就比較危險。

（二）你不抓我　我不殺你
此案的靈魂人物是鄭金河。原計畫是正月初一就要行動，但是那天部隊放假，有一部份和我們配合的充員兵放假回家，初二才回來，所以改成正月初三行動。因為泰源有八個崗哨，其中大門兩個哨沒有子彈，另外六個哨有實彈，行動時必須先由六個人去拿下他們的槍彈。衛兵是在中午十一點換哨，由一個外省班長帶領，事前陳良已經在汽車修理場把鐵器磨成尖刀，一人一支，以此做為武器，當六個哨點都換上自己人後，班長行進至距離大門一百公尺處，鄭金河動手刺了班長一刀，詹天增再補一刀，以為兩刀足以致死，隨即把他踢下邊坡。
原計畫是要衝去彈藥庫拿子彈，因為下哨的槍沒有子彈，但是沒想到班長沒死，他還高喊：「殺人啦！救命啊！」此時一位行政官路過，他看到鄭金河等人有槍，趕緊逃跑，鄭金河馬上開一槍但沒打中，要再發第二槍時卡彈了，無法擊發，其他人則是有槍無彈。原本此時是要去彈藥庫拿子彈，然後衝回牢房，但是此刻全部的人都聽到槍聲，正在用餐的警衛連放下碗筷，一群人直奔上來，看到鄭金河等人，也都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
當天連長請假，由輔導長代理，十點半的時候，鄭金河等人有去找輔導長，告知他待會有所行動，事情都安排好了，但是那天是過年期間，輔導長沒待在辦公室，鄭金河找不到他，只好按照原計畫行動。那天東西都準備好了，誰負責開車，油也加滿了。原本鄭金河想早一點跟輔導長講，但是被其他人勸阻，怕萬一輔導長去檢舉，豈不是前功盡棄？所以一直到確定要行動了才去找輔導長。
輔導長跑上來時也看到大家面面相覷，一般情況下不是我們殺你（阻礙革命者必須消除），就是你把我們抓起來，但是他也不下令抓人，反而還對那六人說：「快走！快走！」而鄭金河也不願意殺輔導長，因為輔導長雖不是支持者，但至少是同情者，大家平常都很聊得來，意識型態也相符合；如果他是外省人，當場把他殺掉就好了，偏偏他不是，大家就這樣僵持了十多分鐘。由於彼此有民族情感的存在，你不會抓我，我也不會殺你。
當時大家將此事當作是革命，原訂計畫是控制官兵後，把官兵關到牢房裡。由於大門的警衛沒有槍，原訂是拿到彈藥後，回到牢房打開受刑人的房門，紅帽子的如果願意參加就來，不願意的就關回去；至於白的，尤其是台獨份子，都要參加。當時絕大多數的人都是願意參加的，因為平常你是怎樣的人都看的一清二楚，對於那些不能信任的人也都事先封鎖消息，不讓他們知道。

（三）獄方竟與我們成了命運共同體
這是第一件也是最後一件台灣真正有武裝軍事行動的事件。出事第二天，泰源監獄由憲兵接手，包括警衛也是。據說，原警衛連被調去烏坵駐守。另外，有一個警衛連的阿兵哥原本也要參與，但是事發當天他輪休回家，並未實際參與，後來他聽到事情發生，就不回部隊，變成逃兵，後來就用平民的身份受審，警備總部判他無期徒刑，他沒有和我們關在一起，聽說也是關十五年之後出獄；其他警衛連的人都是由陸軍總部審判，我們比較欠缺這方面的訊息。
最令我們活著的人感念的是，這個案件中犧牲的人完全是自我犧牲，沒有牽連到其他涉案人，他們完全沒有供出其他參與者，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不過，這跟監獄的態度也有關，因為獄方和我們利害與共，形成命運共同體，出事後，獄方也有管理不善的缺失，況且獄方人員被我們滲透也是事實，有三件事可供佐證：
出事後，我們幾個人在一起，第二科科長就找了一個外役的去談話，問他：「你知不知道鄭金河跑去哪裡？」他回答不知道，科長就說，不知道就不要亂講話，如果有人問話的時候不要亂講話，回去同其他人講。
到了第三天，情報局的人來審問我們，獄方人員會在旁作陪，他還替我們講話，說這個人很老實、很守規矩等等，情報局的人就罵他：「閉嘴！沒有問你，你不要講話！」從這兩件事我們發現，獄方不曾對我們這麼好，可見獄方和我們利害與共。
此外，5月母親節的時候，獄方讓我們寫信回家，限兩百字以內，但是我寫了超過兩百字的信，當時我以為自己也過不了這關，大家都有隨時要「去了」的心理準備，保防官就把我叫去，責問我寫那麼多字幹嘛？我說，因為我思念母親，他就說：「你有想到你母親嗎？你如果有想到你母親和家人，就不會做這樣的事！」我反問：「我做了什麼事？」他接著說：「你心裡有數，大家心照不宣。我們也是考慮到利害關係，要不然你也跑不掉！將來他們幾個都要槍斃的！」這時我就明白獄方也不想擴大事端，因為他們自己也跑不掉，後來那五人就在5月30日犧牲了。
1971年國民黨要對政治犯減刑，先進行調查，一些抓鈀子為求表現開始檢舉，都是那些外省紅帽子的在檢舉。當年紅白對立很嚴重，出事前有位調到泰源不久的左派青年，風聞白的要殺紅的，很害怕，就去向獄方要求安全保護。其實事前有一小部分紅帽子的已經知道我們在做什麼，他們的立場是：「樂觀其成。」即他們事先不參與，一旦事發，再見機行事。事件失敗後，一些比較有義氣的紅帽子的，也沒有把事情講出去，維持起碼的道義。而有去檢舉的都是外省紅帽子的。
政治犯1951年送去綠島新生訓導處，那不是監獄，而是兵營。後來為了開發綠島，引進職訓隊，1965年政治犯送泰源，刑期較短的人則送去台北。泰源事件後，國民黨覺得不放心，所以在綠島第三大隊蓋了一間感訓監獄。我在綠島監獄服刑期滿後，被送去綠島新生訓導處留訓，政治犯會被留訓的原因是，找不到保人，精神狀態不佳者，另一個原因則是延訓，俗稱留訓，這種都不會告訴我們實際原因，像柏楊也被留訓八個月。

獄中生活概況
泰源監獄位在台東縣東河鄉北源村，獄內的總務與管理事務由行政單位一、二科分別負責。醫務所和二科位於監獄的大門和中門間，而從大門出去，地形為一下降的斜坡，延伸至溪邊，政戰室、一科和警衛連等都位在大門外，養豬場也蓋在溪邊。監獄的外役分成農耕隊、樵木隊、養豬場等，例如鄭金河就是養豬場的外役，雖然養豬場每天有一個人留宿在那裡，但是鄭金河還是跟一般外役一樣，晚上要回到押房裡睡。外役早上六點鐘起床，六點半就到工地工作，早餐也是在工地吃，白天的活動範圍包括了整個山區，要上山砍柴、挖野菜餵豬等等。整體而言，這些外役的行動十分自由，可以在四下無人的山腳下、山頂上和溪埔地談話，也因此我們才可以與山上各部落的原住民建立感情。
仁、義兩監的走廊兩側各有二十幾間押房，前面的三到五間是外役的房間，後面則是一般的押房，兩者的差別在於外役的房門沒有上鎖，可以自由出入，直到收封點名睡覺，他們就必須進來。一般的押房一天有兩次的放封，早上的放封時間是六點到六點半，可以洗臉、刷牙和散步，然後七點吃早餐；下午的三點開始，一次兩間押房的人輪流出來洗澡。另外，因為體育場只有一個，所以仁、義兩監每週隔天輪流使用體育場，運動時間較不一定，放封時間則是兩監一致，但中間是隔離開的。放封時，照規定兩監的人犯彼此不能講話。
泰源監獄內有一座仁愛堂，它是類似禮堂的一棟建築物，好比我們常說的中正堂、中山堂，仁愛堂內有小台子、座椅，這裡除了做為放電影之用外，也是我們上課的地方。犯人按程度分為高級班、中級班以及研究班，高、中級班才有上課，研究班則不上課，只是每三個月交一篇讀書報告。泰源監獄雖然名為感訓監獄，獄內也設有感訓組，但實際上泰源的感訓教育既無教官的編制也無教材，只是一種「應付」教育，而人犯之所以會去上課，主要是因為押房內很悶熱，大家可以利用上課的時間透透氣，況且課堂上也不嚴格，一直到我離開都是這種狀況。對此，監獄的態度也十分坦白，開宗明義就告訴我們，「我們無法改變你們的思想，你們要想什麼是你們的自由，但是不要表達出來」。比方說我們每一個月就有一次的小組討論會，依照獄方所給的題目進行討論，每個人的發言條都是抄書抄來的，然後上台照念一遍，應付了事。
曾經發生過一件事，凸顯了當時的感訓教育並不確實。我記得那次是陳三興上台念完，接著輪到一位姓李的同學，他推拖說：「我是抄他（陳三興）的，他念完，我就不用再念了。」長官回說：「誰不知道你是用抄的，大家都是抄來的，你就念一念，應付一下就好，你連念都懶，還承認你是抄誰的，老油條也不要到這種程度！」所以換句話說，這些長官也知道他們沒有能力改變我們，但是大家約法三章，只要我們不鬧事，他們就不會找麻煩，我們刑期到了就出獄，而他們輪調時間到了就離開這裡。這是當時監獄管理的情形，所以才有機會讓我們進行這麼多的事情，如果管理很嚴格，內外的同志哪有辦法串連？計畫要如何推動？

事件發生的原因
泰源事件發生的原因可分為遠因和近因。當時牢裡的人雖然熱衷政治，但一般的比較缺乏政治分析力，只是一心想反抗國民黨，所以我們經常與獄友們做政治分析，我們談到有關蔣介石曾對美聯社的記者說：「台灣沒有政治犯，只有一小撮的失意政客在海外搞台獨。」那我們這一、兩百個台獨的政治犯是關假的嗎？後來江炳興帶來彭明敏教授成功逃出去外國的消息，與江炳興同案的吳俊輝曾經和彭教授關在一起，彭教授要逃亡前夕，就曾與他們保持聯絡。因此泰源事件可以說是由島內發聲，要支持人在海外的彭教授，否則要如何說服國際相信台灣有獨立的聲音。與此同時，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次即將不保，我們判斷，如果國民政府退出聯合國，就意味著美國不支持台灣，這樣台灣會發生危險，基於此台灣必須要有獨立的行動，這是事件發生的近因。而從1960-1964年期間，島內還有台獨運動的發展，之後就不見任何的反對運動，也更不用說台獨運動了，加上廖文毅又「投降」回來台灣，士氣可以說陷入一片低潮。因此在這段時間內，如果沒有人來發動，台獨會變得沒有聲音，這是泰源事件發生的遠因。
泰源事件的計畫醞釀極早，從第一批調出去的外役開始，他們可以在山上自由行動，於是觀察四周地形，覺得可以做一些事情，不過都停留在想法階段，並不具體。之後隨著時間的累積，漸漸熟悉環境，與山地部落也建立不錯的交情。要到事發前的四、五個月，計畫才轉趨成熟和積極，而計畫之所以會轉為積極、變得具體，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江炳興來到泰源監獄。江炳興屬於激進派，他來之前整個行動一直沒有領導中心，他來了之後才開始積極推動，這是屬於人的因素；第二，警衛部隊每幾個月就輪調一次，若不轉為積極，則好不容易建立關係的警衛連又被調走，我們是否還有發動的機會？這是內部因素。

推薦序
真相與轉型正義的生命之旅──序蔡寬裕先生訪談錄
陳儀深（國史館館長）

2019年夏天我從中研院近史所退休、緊接著到國史館任職之前為止，總共已經出版超過十本的口述歷史，在台灣歷史學界可以算是「名列前茅」吧。作為我研究戰後台灣政治史、尤其是研究戒嚴時期政治案件的基礎，口述歷史的重要性不亞於檔案，而我第一本的口訪成果是2000年中研院近史所出版的《口述歷史》第十期：蘇東啟政治案件專輯，第二本是2002年出版的《口述歷史》第十一期：泰源監獄事件專輯；這兩個案件的追查，很大的程度是透過蔡寬裕前輩的協助，才順利找到適當的受訪者。

從我為了研究蘇東啟案而初次正式訪問蔡前輩，到2017-18年為了執行人權館委託案而訪問蔡前輩，乃至2019年夏天我來國史館任職以後的補訪，前後有20年左右的時間，其實歷經不少非正式的訪問（請教），如今終於要出版一本有頭有尾的訪談錄了，可以說是完成彼此的一樁宿願；這次的「滿願」當然也要感謝中研院近史所以及國家人權博物館，願意將相關的著作權授予我們。本書的形成既然歷經長時間的「積累」，內容不免有些許的重複，還望讀者鑒諒。

就蘇案而言，蔡前輩不但在獄中、獄外與諸位受難前輩相熟，由於他常住高雄的時候不時開車去台中或台北，路過北港常會去找蘇東啟「秉燭夜談」，所以對蘇東啟政治案的細節以及蘇本人與李萬居之間的關係，知之甚詳。就1970年泰源監獄事件而言，國民黨政府認為這是「劫械逃獄案」或「獄中再叛亂案」，對支持台獨的人而言則認為是一樁革命事件，蔡前輩就是當時參與其事的外役，事發之後雖然因鄭金河、江炳興等烈士一肩挑起而沒有擴大偵辦，蔡前輩和柯旗化等「涉嫌人」一樣—在綠島感訓監獄刑期滿了之後—還被留訓在綠指部三年，在這個意義上，他也是泰源事件的受難者之一。十幾年前我做完泰源案的口述史以後，曾經遠赴台東縣東河鄉，進去泰源技訓所（即昔日泰源感訓監獄）參訪、拍照，2018年初我為了執行人權館委託的泰源事件研究案，再度造訪泰源的時候則與蔡前輩同行，當時我們夜宿台東的溫泉旅館，我也是隨身帶著錄音筆，「浴前浴後」繼續進行不知已經是第幾次的訪談??所以，蔡前輩平常很少對外人說起的複雜身世，終於可以比較完整地記錄在本書中。本書不只是一般政治受難者的口述史，因為蔡前輩的生命經驗擴大了政治受難的意涵，例如：他出獄以後在台中開工廠、聘用不少「難友」，繼續與警總打交道；解嚴後參與組織台獨政治犯為主的聯誼會（2000年他們的團體曾經租遊覽車去屏東墾丁旅遊，我當時帶著錄音筆隨車南下，在墾丁一起過夜，我記得張世欽、黃錫琅兩位前輩的訪問就是那天晚上完成的），成為反對運動的一環；此外，他和蔡焜霖前輩一樣常常受邀參加人權館的委託案審查，我若有機會和他們一起開會討論，每每感受到他們兩人不但博學多聞，而且具有目標清晰卻又兼容並蓄的性格；最重要的是，蔡前輩對於轉型正義的追求鍥而不捨，包括馬政府時代的龍應台部長、王逸群主任，蔡政府時代的鄭麗君部長、陳俊宏館長、楊翠主任委員，以及立法委員柯建銘、謝聰敏、尤美女乃至國民黨籍的陳學聖、蔣萬安等等，都是蔡前輩不斷遊說、接觸或「周旋」的對象，其中關於《促轉條例》、《國家人權博物館組織法》、《政治檔案條例》等重大的轉型正義立法過程，都可以看到蔡前輩的身影，本書也儘可能在這方面做了記錄。

《轉型正義：邁向民主時代的法律典範轉移》一書的作者、美國紐約法學院教授璐蒂‧泰鐸（Ruti G. Teitel）於2019年7月曾經來台訪問，她在一場座談會中指出，世界各國對於如何面對昔日的加害者會有不同的決定，例如阿根廷民主化以後軍人的力量較弱，所以可以進行追究審判，但同是在南美洲的智利，民主化之後軍政府的力量還很強，轉型正義的工作就以和解為主—後來這方式被南非學去、成為所謂的「南非模式」。要之，轉型正義標榜的真相和正義不是理想化的正義，而是一種確實可行的正義。台灣政治民主化以後的轉型正義，是從九○年代國民黨執政的李登輝時代開始，歷經民進黨執政的陳水扁總統、蔡英文總統時期並沒有另起爐灶，只是延續和深化，其中理想與現實的拉鋸，大概很少人能比蔡寬裕前輩的體會更深刻了。

謝聰敏先生曾在他自己的《台灣自救宣言：謝聰敏先生訪談錄》中自問：「受苦一輩子有什麼意義？」他以自己年老了還為台灣戒嚴時期的人權問題奔走，甚至不惜和政府打官司為例，說這是他做為一個政治犯的意義所在，也就是Creative Suffering！我認為蔡寬裕前輩所實踐的，同樣是這個意義和價值。感謝前衛出版社願意和國史館合作出版這本書，當我們在尋思本書的書名時，負責編輯的佩穎小姐說，她最感動的段落是：泰源事件烈士之一的詹天增，準備赴義之前還交代蔡前輩等—要活下來，以便為後人說出真相。於是，我們就決定用「活著說出真相」作為書名了。

目錄
序文／國史館館長　陳儀深

第一章家世與成長
第二章個人受難經歷
第三章我看蘇東啟案
第四章我看泰源事件
第五章出獄後的事業經營
第六章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
第七章追求轉型正義
第八章相關人物憶述
附錄陳麗珠女士訪問紀錄
蔡寬裕先生生平大事記
蔡寬裕先生訪談錄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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