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納利出色地捕捉了他筆下那些民族的分歧與競爭：他們彼此之間的一致性如此稀少、對「共同困境」認知又如此缺乏。 ── 羅伯特．埃文斯（Robert John Weston Evans，牛津大學教授），《文學評論》
一部豐富的中歐和東歐史。 ── 達米爾．馬魯西奇（Damir Marusic），《華盛頓評論家》
本書無疑將成為研究民族主義如何作為東歐政治力量的一個里程碑。 ──《生存：全球政治與戰略》月刊（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
作者不僅為讀者提供了關於東歐人民如何形塑國家的詳細「速成課程」，更進一步提供了沉浸於知識的路線圖。康納利的專著是對更廣泛地了解東歐的一個寶貴貢獻，也是一本關於這個地理空間的介紹性教科書，在那裡，二十世紀發生的好事和壞事都特別多。 ── 帕維烏．馬凱維茲（Pawe? Markiewicz），《斯拉夫與東歐評論》（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在這本強而有力的書中，康納利為新一代讀者闡明了歐洲最複雜的地區之一的歷史。本書常常令人感動、引人入勝，將吸引那些熟悉東歐舊事的人，或是那些想了解二世紀歐洲政治行動和思想中心的讀者。 ── 艾利森．強森（Alison Frank Johnson），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本書是由一位了不起且高度引人入勝的作家，所寫下的一如往常有趣和生動的作品，康納利所做的不僅僅是講述當代東歐的形成過程，他是一位通過解釋來幫助讀者理解事件脈絡的大師。 ──諾曼．內馬克（Norman M. Naimark），《種族滅絕：一部世界歷史》（Genocide: A World History）的作者
在這本強而有力的東歐歷史綜述中，康納利闡明了該地區的共同問題以及其豐富的多樣性。每個對歐洲過去和現在感興趣的讀者都應該閱讀此書。 ── 詹姆斯．希恩（James J. Sheehan），史丹福大學歷史學系榮譽教授
章節試閱
前言
一九一四年，歐洲爆發大戰，導火線是以一個人們從來沒聽過的民族之名義從事的行動。 在東南歐歷經互相摧殘的混亂和武裝衝突許多年之後，一個名叫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的波士尼亞籍塞爾維亞人，在那年六月於塞拉耶佛射殺了哈布斯堡王位繼承人法蘭茲‧斐迪南（Franz Ferdinand）。這名殺手聲稱，他做出這個舉動是為了捍衛南斯拉夫人的利益，他們想從奧匈帝國獨立。 後續發生的衝突不僅「巨大」，還很全面，各個國家、經濟體和軍隊都動員了，用一個比一個更有效的方式摧毀彼此。戰爭在一九一八年結束後，政治家和革命人士重組了一個新的歐洲，以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和他的朋友當年懷抱的理想為基礎，認為各個人群應該自己統治自己。這個理想被包裝成「民族自決」，成為一種很高尚的政治標準──這個詞彙先被布爾什維克領袖弗拉迪米爾‧列寧（Vladimir I. Lenin）應用在社會主義，又被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視為自由民主的一部分。 美國開始在世界各地推廣民主，但也鞏固了歐亞大陸第一階段的去殖民化，協助幾十個所謂的「民族國家」取代奧匈和鄂圖曼等帝國（imperial state）；其中，數個新國家德卻對歐洲地圖帶來前所未見的改變，如捷克斯洛伐克和普林西普隸屬的南斯拉夫。然而，民主化比任何人預期的都還要棘手，在一九三○年代初期的經濟大蕭條期間，開始出現一些新詞，用來描述痛恨民主的人士所領導的新運動，包括：法西斯主義、統合主義（corporatism）、納粹主義和極權主義。 一九三○年代晚期，納粹的侵犯升級為對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的戰爭，開始衍生出更多新詞，有的更進入英語的詞彙裡，例如「閃電戰」。專家都知道納粹計畫讓德國人定居東歐，創造一個延伸到莫斯科和克里米亞的帝國空間（即所謂的東方總計畫〔Generalplan Ost〕），就連大部分中學畢業生也都認識從德文名稱直接翻譯過來、納粹所犯下的罪刑，如「最終解決方案」（final solution）和「族群清洗」（ethnic cleansing）。「大屠殺」（genocide）一詞最初來自波蘭文（ludobojstwo），用來表示殘殺整個族群的新型罪行。 戰爭結束時，分崩離析的局面依舊，「人口交換」（population exchanges）、「流離失所者」的安置繼續進行──這些詞在一九一四年沒有人聽得懂。稱作「人民民主制」的新政體興起，透過無產階級專政推出各項五年計畫，要終結資本主義所帶來的不確定性。號稱人類平等的新時代來臨了。然而，約從一九四七年開始，這段導致數百萬人必須忍受生活困乏、內部監視和囚犯營的時期，就一直被稱為「冷戰」，因為這時的世界分裂成兩個敵對陣營，似乎隨時都會爆發戰爭。 一九五三年，約瑟夫‧史達林（Joseph Stalin）去世，以他命名的體系隨即陷入危機。年輕的「改革共產主義者」（reform Communists）以回頭做為前進的手段，重拾十八世紀自由哲學概念，像是「分權」以及投票、集會和發言的權利，並試圖在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中加以實踐。然而，在同一年的悲慘夏天，蘇聯坦克恢復了正統的共產主義，蘇聯領袖列昂尼德‧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頒布以他為名的布里茲涅夫主義，表示社會主義只會演變成共產主義，任何企圖邁向多元主義的改革，都會觸發社會主義國家基於兄弟之情的「協助」。 由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華沙公約組織都認為這次干預穩定了蘇聯在東歐的統治，雙方便協議相關措施，減少武裝衝突的風險。在一九七五年的赫爾辛基會議（Helsinki Conference）上，他們重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不久後所表達的原則：人權。可是，過了兩年，布拉格的共產黨官員就逮捕一個稱作宇宙塑膠人（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的搖滾樂團，純粹因為不喜歡樂團傳遞的訊息。捷克的異議知識分子（大部分為共產黨的前黨員）提醒當局，他們才剛簽署赫爾辛基協議。他們流通的文件後來稱作七七憲章（Charter 77），而他們當中的其中一人、身為劇作家的瓦茨拉夫‧哈維爾（Vaclav Havel）還為那些面對自我審查壓力的公民新創一個理想，叫做「活在真實中」（living in truth）──一九一四年的人聽了肯定摸不著頭緒。 一九八九年之後，歷史學家開始更直接地探索共產主義統治下的日常生活，因為布里茲涅夫主義在那年被廢止，而將德國舊都一分為二的「柏林圍牆」也遭拆除，只留半公里的牆面給觀光客記取教訓。這個高壓的體制顯然破產了，使得有些人認為這是「歷史終結」，因為所有的國家注定邁向自由市場的自由主義。 這下，東歐不僅跟自己中斷的歷史重新連接，還跟西方產生連結。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情景，各式各樣的概念和顧問紛至沓來，對該地區及當地複雜的權利和民主傳統卻常常一無所知。這是第二波的民主化，但是跟第一波一樣，結果並不如預期，催生了許多新詞，包括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新民粹主義（neopopulism）、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不自由的民主」等。「不自由的民主」是匈牙利總理的維克多‧奧班（Viktor Orban）提出的，他曾經是共產威權主義的掘墓者，為了不讓自己在民主體制的自由競爭中被遺忘，而成為了民族威權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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