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戰後，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在各國推動以噴灑DDT（Dichloro-Diphenyl-Trichloroethane）消滅瘧蚊的瘧疾根除計畫。臺灣是戰後全球除瘧行動中，極少數完全根絕瘧疾並且長期維持無本土病例的國家。在衛生署出版的《臺灣撲瘧紀實》中，美援提供的DDT是強而有力的科技物，搭配設計精密的家戶噴射計畫，讓臺灣的瘧疾盛行率急遽下降，終至傳播瘧疾的矮小瘧蚊（An. minimus）銷聲匿跡，也讓臺灣從1965年起宣布根除瘧疾。
以DDT殘餘噴射根除瘧疾，建立在非常豐富完整的瘧蚊與瘧原蟲知識上：瘧蚊在叮咬瘧疾患者之後，只要不活過七天，瘧原蟲就無法在瘧蚊體內成長至唾液腺，進而叮咬感染下一個人；而人類如果感染瘧疾，縱使沒有治療，在三年內瘧原蟲也會自動消失，所以只要連續三年全面噴灑DDT，瘧蚊就不會散播瘧原蟲，而瘧原蟲也會在人體內消失。瘧疾是二次大戰期間影響軍力的重要疾病，包括DDT與合成抗瘧藥物氯奎寧，都是美軍在二戰期間發展出來的，而除瘧行動所使用的戰爭隱喻，也符合戰後的主流文化。索普的除瘧方法，仿效現代戰爭：由穿著制服的任務小組，帶著噴槍，進行全面搜索與摧毀任務。1955年索普在美國國會的支持下，獲得鉅額經費補助，並且經過第八屆世界衛生大會（World Health Assembly）會員國投票通過，以DDT殘餘噴射技術，展開全球根除瘧疾計畫（Global Malaria Eradication Program），全球有六十六個國家參與，並且還有十七個國家候補，不過很特別的是，所謂「全球」除瘧，竟然不包括瘧疾盛行狀況最嚴重的非洲國家。索普滿懷雄心壯志，希望七年內能在世界各地，完全根除瘧疾。
當年美國國會慷慨補助五點二億美元的經費協助全球除瘧，除了人道援助之外，也有經濟與政治效益的考量。根據Andrew Spielman與Michael D’Antonio的說法，有兩個最主要的原因：其一是工業的發展需要大量的廉價勞工。美國在世界各地的加工廠，因為勞工為瘧疾所苦，增加成本，等於每年繳交三億美元的「瘧疾稅」，協助發展中國家根除瘧疾後，美國可以在這些國家增加大量健康並有具生產力的勞工。其二則是，當時正值美蘇「冷戰」，美國需要積極與世界各國結盟，與蘇聯對抗。瘧疾蔓延與貧窮息息相關，而貧窮又是共產主義的溫床，根除瘧疾不但可以預防共產主義的擴散，而且在世界各地背著「美國製造」（Made in USA）噴射器的DDT噴灑工，也是散播美國科技與進步的最好宣傳。除了大筆經費支持外，美國總統愛森豪與甘乃迪，都曾經公開對瘧疾宣戰，誓言全面掃蕩（all-out）瘧疾。
19世紀下半葉，在華的傳教士、外國醫生、中國的西醫生等歷史行動者在與殖民帝國相關的海關機構、租界、通商港埠等處，漸次傳入西方醫學與公共衛生的概念與作法。李尚仁以海關醫官為例，呈現西方醫學眼下所見的中國衛生狀態。李文指出，海關醫官?對中國環境衛生的批評，也是對於中國社會文化秩序未能符合西方標準的一種反應」。他們所見之港埠華人衛生狀態，亦反映西醫所處的時代性與醫學思考的特徵。李文提醒讀者，不當只以科學進步的角度解讀華人社會的衛生問題。對於衛生的觀點，本身便蘊含了觀察者自身的訓練，甚至於對他者的文化預設；但除了解構歷史行動者外，反身性（reflexivity）的思考亦適用於研究者上。郭文華檢討當前美援醫療的歷史書寫，他贊同美國科學史學者范發迪批評以國家為界線、單線發展的「甬道式國家科學史」（“tunnel history” of national science），提出結合醫療與社會的跨國際書寫取徑（international approach），以開拓美援醫療書寫的新方向。「美援醫療」的跨國際性質，導致衛生史書寫高度的複雜性。然而，這恐非特例，而是華人衛生史的常態，本集中之其他論文也彰顯了相似的書寫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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