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貴芬 本書作者為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特聘教授，自1999年以來投入台灣紀錄片研究，相關論文發表於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Continuum: Journal of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以及多本國際出版社Routledge、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英文論文集或專書中。曾獲兩次國科會傑出研究獎，應邀擔任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Taiwan Studies會議基調演講。
五、所以，總括來說，「紀錄片有關真實世界，而不是真實世界」（documentaries are about life; they are not real life）（P. Aufderheide 2007: 2）。目前紀錄片研究者的共識是：紀錄片是導演以現實世界作為材料，把素材加以篩選組織，表達某種觀點的現實世界的再現。換言之，紀錄片不是客觀的事實，而是具有觀點的現實再現（representation of the historical world）。沒有絕對客觀、不具觀點的紀錄片。如同Erik Barnouw 所言：「紀錄片製作涉及無數的選擇，選擇哪些影像、用什麼樣的角度錄製這些影像、影像如何剪輯、聲音如何安排、訪談如何進行和篩選……等等。每一個選擇都已經隱含某個企圖和動機，暗示了導演的某種觀點」（E. Barnouw 1993: 344）。總而言之，紀錄片不僅是影像紀錄，紀錄片是具有結構和觀點的現實世界的呈現。即使是觀察式的紀錄片，也不是「客觀」的現實複製。觀察（observation）與客觀（objectivity）不可混為一談（S. Bruzzi 2000: 69-70）。而紀錄片如何再現現實世界的人、事、物？表達了什麼樣的觀點？希望達到什麼目的？這些問題便成為紀錄片研究的重要課題。實驗型的紀錄片，往往更強調「真實與虛構」界線並不穩定，凸顯形式，但也不免涉及這些紀錄片研究的基本課題。
六、由於紀錄片與現實世界的連結，紀錄片的攝製因而涉及種種「倫理」問題。「倫理」課題是紀錄片拍攝與討論的重點，也是紀錄片的特質。紀錄片的倫理課題，不僅涉及如何取得現實世界的影像，求知的權利和保有隱私的權利可能的衝突，更有導演對於被拍攝者、觀眾的責任，以及其他種種拍攝行為的倫理（B. Nichols 1991: 77）。紀錄片的觀看永遠涉及觀看政治和倫理（politics and ethics of the gaze）（B. Nichols 1991: 77）。許多紀錄片的拍攝動機來自於「為弱勢發聲」，這基本上是一種倫理行動，不再只執著於主體的存有（being），而採取行動來回應他者的需求，視此回應（response-ability）為責任（responsibility）（D. Perpich 2008: 87）， 這是法國哲學家Emmanuel Levinas所說的倫理：主體最重要的結構不在於「我」，而在於對於「他者」的責任（E. Levinas 1998a: 9-11）。根據Levinas 的倫理學，主體超脫對於主體「存有」（being）或「存在本質」（beingness）的關懷，而把生命的重點移到「我和他者的關係」，人生最重要的課題，不必然是「自我追尋」，而是「如何回應（弱勢）他者的需求？」「如何把他者當作我的責任？」（E. Levinas 1998a: 8-9, 1998b: 29; A. Peperzak 1993: 131; C. Davis 1996: 78）。許多紀錄片拍攝的動力往往基於「為弱勢發聲」這樣的倫理動力。而由於「他者」是紀錄片的關懷，如何避免影像編碼的暴力，如何避免把「他者」收編到自己的知識和論述裡，如何讓「他者」現身，如何回應「他者」的需求？這些是Levinas探討「倫理」時所提出的重要課題，也常常是紀錄片念茲在茲的問題。
即使紀錄片不必然都背負了沉重的社會使命，以紀錄片作為一種個人創作和藝術的表現模式，也是紀錄片的重要類型。但是，紀錄片作為一種藝術或創作，無論再如何創新和實驗，都不可忽略「紀錄倫理」。這提醒我們紀錄片與真實世界無法切斷的連結，紀錄片與虛構的劇情片的界線，雖然可能模糊，卻無法完全泯滅。我想不厭其煩地再次引用李道明的洞見和提醒：「實驗本身未必就足以證實自己的正確或更具開創性。……我認為必須思考的一個問題是：把實驗影像、動畫插入紀錄片的結構中，這樣做是否更能達成『紀錄片』本身上的意義或目的？」研究中國電影的史丹福大學教授王斑也提醒我們，視紀錄片為虛構，輕易取消紀錄片與劇情片的界線，並無助於我們探討紀錄片這種特殊電影形式所帶來的深刻課題。他提出這樣的一個紀錄片的定義和特色：「紀錄片與文化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所主張的『所有的東西都是一種風格或虛構』這樣的理念背道而馳。」（Documentary runs counter to cultural relativism and nihilism inherent in the view that“anything is a style or fabrication”.），他認為紀錄片和真實世界有不可切割的關係，因為紀錄片是「一個具有風險的實踐過程，一種對於社會問題和生存體驗的認真的探索模式」（a risky experimental process and an earnest mode of engagement with social problems and lived experiences），而這種探索的動力和執著超越了好萊塢的視覺奇觀以及跨國媒體製造的幻象（fantasies）所營造的魔力（B. Wang 2009: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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