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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碟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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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編號： | DCF6018 | |
| 商品名稱： | 邊緣與再現：博物館與文化參與權 出版公司: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作者:陳佳利 類型:藝術-藝術總論 PDF電子書 繁體中文版 | | | 語系版本： | PDF電子書 繁體中文版 | |
| 運行平台： | PDF電子書,沒有任何平台限制,終身使用 | |
| 更新日期： | 2025-09-01 | |
| 光碟片數： | 1片CD光碟 | |
| 銷售價格： | $100元 | |
| 熱門標籤： | 邊緣與再現
博物館與文化參與權
陳佳利
藝術
藝術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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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緣與再現：博物館與文化參與權 出版公司: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作者:陳佳利 類型:藝術-藝術總論 PDF電子書 繁體中文版
商品資料
作者：陳佳利
出版社：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15-09-30
課程類型：藝術>藝術總論
ISBN/ISSN：9789863500964
內容簡介
博物館如何成為促進「社會平權」的場域？
博物館是否強化了不同社會階層在文化資本上的不平等？
抑或可以賦權弱勢與邊緣團體，使其成為文化再現與展示的主體？
長久以來，博物館被視為是服務文化菁英的殿堂。但在當代，博物館的社會角色，越來越受到關注與討論：博物館應如何關懷邊緣團體，進而成為促進「社會平權」（Social Inclusion）的場域？博物館應怎樣帶領社會反思制度的不合理？博物館又如何能突破有形的建築環境與無形文化認知所造成的隔閡？
本書是作者研究這些重要議題的最新成果。書中以英國的社會平權文化政策為主軸，爬梳二十一世紀以來博物館界積極關懷邊緣與弱勢團體的文化參與權情況。「文化參與」，不只是邊緣與弱勢團體參與博物館提供的各種活動與服務，而是進一?賦權他們本身就是文化「再現」的主體。書中收錄了英國、澳洲與臺灣的博物館教育與展覽案例，透過觀察、訪談與觀眾研究，深入了解身心障礙團體的博物館需求，並分析展示邊緣弱勢團體的策展議題與倫理，讓被隱藏的聲音和歷史得以再現，受到重視，從而改變社會的歧視與污名。
書中提到的諸多的新趨勢、新觀念，以及國內外博物館實踐社會平權的展覽案例，不僅能為國內博物館界作為參考，亦可為政府及相關單位施政之借鏡。作者簡介： 陳佳利
英國萊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Leicester）博物館學研究所博士，現任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早期研究偏重社區博物館與居民之文化認同型塑關係、博物館與創傷記憶、臺灣文學博物館之發展，近年來則關注博物館人權教育的角色與功能、反思博物館與弱勢及身心障礙團體之互動。著有《被展示的傷口︰創傷與記憶的博物館筆記》、“Museums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Learning and Recollection in Local Museums in Taiwan”，編有《蒐藏︰懷舊與流行的百寶箱》。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作者身體力行的實務操作為臺灣的博物館提供甚多值得省思的空間，所揭櫫的新趨勢、新觀念及案例，正可提供臺灣博物館界參考。
──邱坤良（前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長）
本書內容論述國內外博物館如何包容社會邊緣者，轉譯和傳承他們的歷史文化和生活記憶，充分反映時代潮流與社會趨勢，有助於揭示博物館學「地景」之多樣風貌，並為博物館實務如何促進社會公義和人道關懷帶來新思維。
──陳雪雲（臺北市立大學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兼任副教授）
本書專注在博物館如何促進文化平權，強調文化機構應積極服務邊緣及弱勢團體，達到社會平權。這種論述，顛覆一般人對博物館的成規認知──博物館只是展示美學、記錄人類文明的場域，是專為知識菁英服務的殿堂。
──莊桂香（國立高中退休護理教師、《三種靈魂：我與躁鬱症共處的日子》）
章節試閱
第一章 朝向社會平權的文化政策（摘錄）
如何促進民眾的文化參與權，擴大不同族群、教育、社會與經濟背景的民眾，都能充分享有各種文化資源，並獲得平等的參與權，是近二十年來備受各國矚目的議題，各國政府與文化主管機關也不約而同地推出相關的政策或方案，以推展、實踐其理念。以英國為例，英國工黨於1997年至2010 年執政期間推出社會平權（Social Inclusion）政策，為其執政時期最重要的文化政策，並獲得文化界與博物館從業人員廣泛的迴響與論辯。在臺灣，自2004年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以下簡稱「文建會」）推出「文化公民權運動」，及近期文化部陸續透過各項補助計畫與政策研究以推動文化平權與相關的教育訓練活動，其中，博物館扮演了關鍵性角色。影響所及，不只博物館為符合國家的政策，運用各種創意與實踐，關懷更多的弱勢團體並擴大博物館的可近性；如何促進平等的文化參與權也成為二十一世紀以來，博物館界繼新博物館學運動後最重要的課題，影響世界各地許多博物館的實踐與思維，也是本書所要探討的主題。然而，受限於篇幅與研究範疇，本書將以英國的社會平權政策為主，分析其政策理念，並透過展覽及教育個案研究，探討博物館如何回應及實踐社會平權的概念。另外，本書也將嘗試連結、對照近年來臺灣相關的文化政策和博物館及非政府組織（NGO）之展覽實踐，藉此勾勒、分析並探討博物館如何回應與實踐這一波社會平權的理念與趨勢，及其所面臨的挑戰與相關議題。
博物館如何走出學術象牙塔，連結各種當代社會議題並積極擴大邊緣與弱勢團體的文化參與權，以成為促進友善平權的機構，是當今博物館所面臨的重大課題與挑戰。究竟英國提出社會平權的政策背景為何？在英國如何實踐社會平權的理論內涵？而臺灣又提出哪些促進文化平權的政策與方案？都是本章所要探討的議題。
一、英國文化政策背景簡介
傳統上，博物館被視為文物保存機構，與一般人的生活關係似乎十分遙遠。隨著社會大眾的需求及博物館界對其自身定位的重新探討，以人為主的觀念取代了傳統以物為主的思惟（張譽騰，2000）。而在這樣的思潮下，如何發揮博物館的教育功能並服務更多元的觀眾與社區，成為博物館展現其社會教育價值與表現績效的重要指標。
然而，作為社會教育的文化機構，博物館所擁有的展示及詮釋權也漸漸地引起普遍的關心，博物館不僅是功能單純的文化教育機構，經由典藏、展示及詮釋所展現出來的文化表徵與權力，也引起廣泛的討論及批評。藉由典藏機制，博物館可以決定什麼樣的文物及誰的作品值得典藏，因此劃分出所謂的精緻文化與通俗文化；而經由展示及教育，博物館更進一步得以向社會大眾傳播其所認定的知識、美學及價值觀。
隨著博物館發展日趨蓬勃，博物館所代表的文化價值及影響力也更加受到重視。以英國為例，隨著國際化腳步，移民人口日益增加，然而貧富不均、低收入戶失業問題及不同族群間偶有衝突的問題並未獲得有效改善。表面上，英國的治安及族群關係，相較於美國算是相對良好的；然而在這和諧的表象下，各個族群間，不管是在住宅或學校的選擇，經常是自成一區，族群之間的互動十分有限。除此之外，生活貧困的家庭，自1983年保守黨執政初期的14%，到1999年工黨執政初期增加到26%，16年間成長將近兩倍（West & Smith, 2005: 277）。因此，自工黨執政以來，如何解決英國社會所面對的問題，促進族群和諧並改善貧富不均，一直是施政的重要目標之一。在執行上，除了傳統的社教機構，工黨更納入龐大的博物館群，視之為處理社會議題的重要機構。因此，在世紀之交的英國，博物館不僅僅單純扮演著社會教育機構的角色，同時也被要求成為促進社會平權，並挑戰疾病、高犯罪率、低教育成就和失業這四項主要的社會問題的機構之一（Sandell, 2003）。然而要求博物館處理這些傳統上由社會福利與勞工部門所處理的業務，也造成博物館從業人員許多的挑戰與難題。以下將分析英國「社會平權」政策的理論背景與內涵，探討實務面的回應與挑戰。
二、社會平權政策
傳統上博物館被視為文物保存、展示及教育的機構。然而自1967年，號稱世界上第一個社區博物館的安納考斯提亞社區博物館（Anacostia Neighborhood Museum）於美國華盛頓地區成立，及1970年代法國博物館學者希維賀（Georges Henri Riviere）等提出生態博物館理論，博物館的社會角色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社區博物館首先將社區議題納入博物館成立的主要使命，並以解決社區問題為主要工作（Kinard, 1972; Hudson, 1897）；而生態博物館則將博物館的範圍及定義擴大到容納一個聚落或一個城鎮中所有的人、事、物及其自然資源，進而把博物館從靜態的保存概念解放到動態的實踐過程（Davis, 1999；Chen, 2002；張譽騰，2004）。英國的博物館界對這股思潮亦不陌生，有許多地方博物館不遺餘力地推動社區參與。而鐵橋谷博物館群（Ironbridge Gorge Museums）也媲美法國的生態博物館，由工業文明發源地、同時也是世界上第一座鐵橋所在的科埠代村（Coalbrookdale）地區，各種動植物及區域內大小博物館共10家，包含一個以1901年為時代背景成立的維多利亞村落（Blists Hill Victorian Town），所連結成的生態性博物館。
繼生態博物館理論於法國提出後，新博物館學提倡以人為主的理念，也被視為影響英國文化與博物館政策的主因（Vergo,1989; Newman & McLean, 2004）。英國在1997年工黨執政以後，修正其傳統社會主義路線，提出中間偏左的第三路線（The Third Way），企圖結合右翼政府自由經濟的優點與社會主義照顧弱勢與勞工團體的理想（朱紀蓉，2011），因而被視為新工黨（New Labour Party）。在政策上，工黨提出推動「社會平權」政策，便成為展現其社會主義理想的重要方式。為了推動該政策，工黨政府組成隸屬於內閣的工作推動小組，如「社會隔離小組」（The Social Exclusion Unit），分析社會的組織結構和極需協助的弱勢團體，並將英國龐大博物館組織與資源納入政策推動的一部分，希望所有博物館都能對促進社會平等及文化參與權貢獻一份心力。
何謂社會平權？英國的文化、媒體及運動部（Department of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2000）在其規劃書中提出，「社會平權」政策目標為希望改善收入、提升教育成果、促進就業及身心健康並降低犯罪。就理論背景而言，社會平權是從1970年代法國發展的社會隔離（Social Exclusion）這個概念演變而來的，指的是那些未受到國家社會福利政策保護的人（Fleming, 2001）。Sandell（2003）則進一步解釋「社會隔離」這個詞在法國「被用來形容社會瓦解（disintegration）的過程，即個人、社會與國家之間的聯繫之消蝕」。在這之前，社會學家在處理社會問題時，經常只著重如何消弭貧富不均，促進各個階層皆享有基礎的物質保障，如食、衣、住、行等；而社會隔離概念的提出，則更為廣泛地討論弱勢族群可能會面臨的種種問題。所謂的社會隔離到底和貧富不均有甚麼不同？這兩者之間的差別，根據Sandell（2000: 404）的研究指出：「貧窮問題主要關心的是分配的問題，而社會隔離主要關心的是關係的問題。」所謂「關係的問題」，指的是個人在社會上所能得到的各種資源、網絡等多元面向問題，而不僅僅限於經濟或物質方面的匱乏。社會隔離小組則認為「社會隔離」這個詞只是個方便用語，泛指面臨兩個以上相互關聯問題的個人或地區（Newman & McLean, 2004: 7），相互關聯的問題如低學歷與高失業、疾病與貧窮等，經常是同時出現的問題，這也是社會隔離小組要分析並有待解決的問題。
然而，上述政策目標並非博物館等文化單位單打獨鬥就可以完成，其政策內涵也與傳統博物館以研究、典藏、展示及寓教於樂的功能大相逕庭。因此，文化、媒體及運動部（Department of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2000）在其政策規劃書中針對博物館、畫廊及圖書館所設定的政策目標為：
1.「社會平權」的政策與目標必須成為各博物館、畫廊及圖書館所擬定政策中優先且核心的項目。
2. 提供民眾最廣泛使用博物館的蒐藏及專業知識，應成為博物館、畫廊及圖書館的目標，並去除各項因身體、感官、心智、文化、態度和經濟上所造成的障礙，以提供社會平權的服務。
Pendlebury、Townshend和Gilroy（2004）也指出去除不平等與障礙，並不只限於經濟方面，亦包括歧視、壓迫、支配與排除等議題，經常出現在少數族群與身心障礙團體中。舉例而言，有些移民或少數族群在經濟上雖然十分富裕，卻因為文化或語言上的問題，在文化及教育資源的取得受限，而無法充分享有國家與社會所提供的各種服務，甚至因為膚色或宗教信仰等因素遭受歧視。因此社會隔離的概念較貧窮更為寬廣，包含各種形式的不平等，更能突顯出弱勢團體可能受到各種有形、無形的不平等待遇或不利處境。
在這樣的理念下，社會平權的推動直接挑戰弱勢團體遭受的社會隔離，強調除了保障基礎物質的平等外，更強調民眾參與教育及文化等活動的平等權。David Fleming所領導的促進社會平權推動小組委託萊斯特大學博物館及畫廊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re for Museums and Galleries）於2000年出版的調查報告書，就社會平權一詞下的定義為：
積極促進弱勢族群或邊緣團體參與文化和休閒活動，尤其指那些住在落後區域，或身心障礙、窮苦、年老的民眾及少數族群。（Hooper-Greenhill et al., 2000: 11）
也就是說，在文化政策方面，如何加強全民都有參與藝文活動的機會及文化資本，是社會平權這個概念所要強調的。所謂文化資本，就Pierre Bourdieu的理論而言，是不同於金錢或財產（土地、工廠等）等經濟資本，或個人所擁有的社會關係之社會資本，如特定貴族頭銜或會員（劉維公，1999；孫智綺譯，2002）；文化資本指的是一個人是否有藝術及相關文化欣賞能力的知識資本（Bourdieu et al., 1990；許功明，1995）。Bonnewitz（孫智綺譯，2002：75）進一步說明Bourdieu所指的文化資本「相當於知識能力資格總體，由學校系統生產或由家庭承傳下來。文化資本分為三種形式：內化形式像舉止風範（如公眾演講時的泰然自若）；客觀形式像文化財貨（如名畫蒐藏）；制度化形式指的是經由制度的社會性認可（如學歷）。」然而，上述三項資本是可以相互交換和累積的，如代表文化資本的名貴藝術品，就可以換算成經濟資本。其次，Bourdieu認為文化資本是教育過程下的社會產物，其中社會化的機構往往加強了不同階層文化資本上的不平等，如家庭、學校、博物館等，都成為生產、調節及再製文化資本與品味的機制，而有教養的文化活動通常指上博物館或歌劇院（孫智綺譯，2002；劉維公，1999；陳雪雲，2006；王崇名，1995）。
研究也指出博物館的觀眾向來是以受過良好教育的中上階層為主。如Bourdieu等人（1990）針對歐洲的美術館參觀者研究調查，發現美術館的觀眾以中上階層為主，一般的勞動階層、低收入戶或少數族群，參觀率一直偏低。傳統上象徵品味與文化殿堂的博物館，如何增進勞動階層、低收入戶或少數族群參觀博物館的機會，並協助其積極地使用博物館所提供的各項資源，打破博物館只是服務文化知識菁英的殿堂之概念，使它成為普羅大眾都能參與休閒或學習的空間，甚至進一步挑戰社會的各種問題，如身心健康、低自尊與認同等等，都是這股論述與政策所要推行的目標。
作者序
作者序（摘錄）
陳佳利
這本書的內容，圍繞著一個我這些年來持續關注的議題：博物館要如何關懷邊緣的、弱勢的團體，成為促進文化平權並實踐社會正義的場域。對於這個議題的關注，源自於1999至2003年，我在攻讀博士期間，當時英國政府積極推展「社會平權」政策（Social Inclusion），在該政策的鼓勵之下，英國有些博物館開始推展與社會議題連結的展覽，以及各種創意的教育活動，藉以挑戰社會議題並關懷弱勢團體。這些展覽與教育活動，開啟了我對博物館如何擴大其傳統的角色、關懷邊緣團體、促進身心健康，並成為打破民眾偏見、促進社會平等力量的視野。Prof. Richard Sandell指導我進行論文研究時，在言談中時時流露的理念是「博物館能夠成為改變社會的力量」，這使當時正在探索社區博物館及生態博物館理論的我，心中開始燃起以博物館改變社會的理想與熱情。
在當代社會發展中，博物館的社會角色不僅越來越受到矚目，不少博物館也日益關注並反省博物館的影響力。Richard Sandell就主張，所有博物館都有責任以自覺和反省的態度進行典藏和展覽，以對抗和改善社會上不平等與不公義的現象，且博物館必須了解自身所擁有的潛力，以建構更具包容性、公正與互敬的社會。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博物館從業人員與學者，透過博物館展示教育的推廣力量，促進對邊緣、弱勢團體的關懷，並藉由展覽來表徵其文化內涵（陳佳利、賴瑛瑛，2014）。我對博物館如何促進文化平權的研究，從2003年為文介紹英國工黨（Labour Party）執政時所推行的社會平權政策開始，陸續發表關於身心障礙者文化參與權及展示邊緣團體的期刊論文，成為本書的基礎。與一般服務文化菁英或打造一流展演設備的文化政策不同，社會平權政策強調文化機構應該積極改善貧富與文化資源不均，並且在服務邊緣與弱勢的團體上，能夠扮演積極的角色。
在概念上，2003年撰文介紹英國的文化政策時，我將「Social Inclusion」這個名詞，翻譯成略為冗長的「社會參與平等」，因為我認為提供所有人「參與文化活動的機會平等」，才是該政策最基本的內涵。隨著「Social Inclusion」政策在臺灣廣泛引起討論，有人將它翻譯為「社會包容」，也有人譯成「社會融合」，這兩種翻譯雖然較為簡潔，但前者似乎暗示著對少數族群與邊緣團體的「容忍」；而後者則陳義過高，似乎暗示這個政策不只是提供平等的文化參與權，而能更進一步促進社會各族群與團體間和諧相處與相互融合。但我認為在倡導多元文化的現今社會，不同團體與族群文化的獨特性，都需要被重視與相互尊重，而不是融合到主流文化中，這也不是該政策的宗旨。劉美慧（2006）就指出在多元文化的社會中，關注的基本核心包括：「差異」、「衝突」與「共存」。也就是說，人們必須了解差異的形成、揭露差異背後所隱藏的衝突與矛盾，進而尋求並展開共存的機制，這也是筆者相信博物館可以透過展覽與教育活動，促進社會上不同群體相互了解彼此的差異、理解歷史上衝突與矛盾的起因，進而尋求和解、相互包容與尊重。
另外，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呂理政館長，則以「友善平權」這個簡潔易懂的字眼，來翻譯英文中的「Access & Social Inclusion」，意謂著「友善使用」與「社會平權」，並成為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自開館以來推動館務的重點發展方向，也與本書所要討論的文化參與權的內涵多有重疊。根據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的年報（呂理政，2013: 5），「友善使用」指的是：
提供並鼓勵不同族群、職業、收入、能力、年齡、性別和性向的所有社群成員最廣泛、適當及友善使用博物館場所、收藏品、專業、設備以及服務，並努力消除因環境、生理、心理、智能與文化、認知及社會經濟所造成之障礙。
而「社會平權」的理念為：
尊重包容多元社群，並於博物館所有展示中反映多元文化。促進館員、志工、既有及潛在觀眾及合作夥伴等，共同創造具包容性並啟發學習、創意和參與性的博物館。聯合合作機構和夥伴共創平權願景，戮力消除社會一切不公平與歧視，促進平權和諧社會。
上述對於「友善使用」與「社會平權」兩個概念的闡釋，最接近英國的「Social Inclusion」政策理念，雖然該政策並未使用一般在促進身心障礙者近用權經常使用的「Access」一詞，但檢視英國的文化政策與博物館的實踐內涵，有不小的比例即在促進身心障礙者及不同族群與團體的文化平等參與權。雖然如此，考量英文的字面意義並兼顧政策內涵，我決定在本書中以「社會平權」來翻譯英國的「Social Inclusion」這個文化政策，並交叉使用「友善平權」及「文化參與權」等用語和概念，來反映本書的基本關懷。另外，在本書中，我以弱勢、邊緣的團體指涉因為經濟上或身體機能方面而導致不利的處境，或者因為社會觀念所導致的偏見與歧視，而處於整體社會資源與結構邊緣的團體，如漢生病患及精神障礙者，他們同時承受著疾病與社會歧視的痛苦。另外，本書的副標題，文化參與權也將上述較為寬廣的社會平權理念，限定於文化範疇中，並以博物館的相關文化活動為主要討論與分析內容，指的不只是不同團體參與（participation）博物館所舉辦的文化活動而已，而是更進一步賦權弱勢與邊緣團體，讓它們成為文化再現與展示製作的主體。換句話說，除了參與博物館等文化設施所提供的各項活動與服務外，本書也將透過幾個案例，思考邊緣的、弱勢的團體如何可能透過博物館及展覽機制，具體參與策展並且掌握展覽詮釋的發言權，以再現自身的文化。
從1997年英國工黨執政到2010年政黨輪替為止，「社會平權」政策在英國推行長達十餘年，對博物館的實踐有著深遠的影響，留下褒貶不一的評價。就英國的博物館社群而言，不論是為了爭取政府的資源與補助，或是符合有志之士的理念，政府已經提供不少博物館透過文化來改變社會之養分與資源，並讓他們得以大膽嘗試各種具挑戰性的展覽議題與創新的教育活動，來再現與關懷邊緣團體。而在臺灣，曾經短暫推行的「文化公民權」，也與「社會平權」有相似的精神與理念；另外，臺灣的博物館為身心障礙團體或偏遠地區兒童所舉辦的教育活動，及民間的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NGO）所策劃的各種再現邊緣團體文化的展覽中，均可以看到此一精神的實踐。
因此，本書以這股論述與思潮為主軸，從相關政策、博物館教育活動與展覽實踐等面向，進行分析與個案研究，思考博物館要如何關懷邊緣與弱勢的團體，並探討其所運用的各種策略與相關的倫理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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