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到1980年間，拉岡的年度講座均由打字員記錄。每次課程均留下二或三份講稿複本，分別由拉岡自己與「法國精神分析學會」（Societe Francaise de Psychanalyse [SFP]）圖書負責人葛哈諾夫（Wladimir Granoff）保管。而從1962年開始，除了打字稿之外也開始有了錄音的紀錄。到了1964年拉岡創立「巴黎佛洛伊德學派」（Ecole freudienne de Paris [EFP]）後，講稿的原稿仍由拉岡保存，複本則轉由該學派圖書室保管。然而1970年之後，由於影印的普及與學生、聽眾之遽增，拉岡講座的打字紀錄稿、錄音檔謄寫稿、學生筆記等各種版本的影印稿遂開始在坊間流傳。因此，拉岡同意學員們的建議與請求，著手其講稿的出版工作。由於拉岡在講座中經常一邊談話一邊思考，其話語原就具有反覆與矛盾的特質，再加以打字員難免的疏忽與專業知識的不足，使得講座的原稿實際上充斥著許多遺漏與錯誤。因此，拉岡講稿的出版初期曾委託納希夫（Jacques Nassif）與彭大歷斯（J.-B. Pontalis）負責重新謄稿。而1972年起，在米耶極力爭取下，出版工作改由他一人獨攬，以致進度緩慢。此外，米耶也不再滿足於講稿的逐字重新謄寫，並在獲得拉岡的首肯後，著手建立拉岡《講座》的「書寫」計畫。為了提高講稿的可讀性，他大幅潤飾拉岡的話語，但也因此添加了許多個人的詮釋。於是，由於出版進度遲緩，以及對已出版之《講座》的真確性的狐疑，使得拉岡理論研究者們莫不求助於私下流傳的各種不同版本的影印稿。而隨著網際網路在90年代的快速發展，拉岡文獻的傳播更是進入全新紀元。從米耶最初的默許，到最後不得不公開同意的推波助瀾之下，「拉岡精神分析學派」（Ecole lacanienne de psychanalyse [ELP]）率先將拉岡講稿的影印本全數公開於其官方網站上。隨後，其他的個人網站或研究學會也相繼提供各種不同版本的講稿、錄音檔與影像檔，甚至包括拉岡早期發表且已十分難以取得之期刊論文。
1964年在「國際精神分析協會」（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IPA]）的壓力下，拉岡失去「法國精神分析協會」（Association Psychanalytique de France [APF]）的督導師資格，成為他口中所說，被出賣的「人質」。當時「法國精神分析協會」是剛從「巴黎精神分析學會」（Societe Psychanalytique de Paris [SPP]）分裂出來的新協會，一心想獲得「國際精神分析協會」的認可，藉此制衡「巴黎精神分析學會」。而「國際精神分析協會」提出的條件是拉岡不得擔任該協會的督導師與教育課程講師。因此，拉岡被迫終止他在「聖安娜醫院」（Hopital Sainte-Anne）的年度講座，並經由李維史陀（Claude Levi-Strauss）的協助，在「高等研究實踐學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的庇護下，轉移到巴黎「高等師範學院」（Ecole normale superieure）繼續其講座。這一政治因素，卻也使得拉岡的聽眾在原本的精神分析師與醫師之外，加入了更多的哲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甚至純科學的研究者與學生。拉岡在講座中也更頻繁地引申哲學、科學、文學、語言學與人類學等課題，強化了精神分析與科學、哲學、宗教等論述的關係。該時期的拉岡思想，不僅左右了法國精神分析獨特的思辯面貌與重要的哲學內涵，也引領了當代法國思潮對精神分析的關注與閱讀。
縱使批判「大學論述」，拉岡仍由衷感謝大學不吝提供他庇護的屋簷。然而，儘管只是處於大學門外一隅，拉岡的對語言的論述卻不斷受到來自學院語言學的流言蜚語，例如1968年語言學者慕南（George Mounin）在《新法蘭西期刊》（La nouvelle Revue Francaise）發表的〈拉岡之風格略評〉（Quelques traits du style de Jacques Lacan）。當時拉岡並未察覺這已是一記警鐘，仍幽默以對。但隔年「高等師範學院」即以教室另有他用為由，僅以一紙便箋打發了拉岡，其講座只得再次遷移至相隔幾條街的「巴黎大學法學院」。事後，拉岡表示不解，為什麼有人可以完全不知其講述的內容，而僅從其言辭的「風格」，對他的「教學」說三道四！特別是慕南在文章中諷刺拉岡居然敢寫出「佛洛伊德與我」這樣將自己和佛洛伊德相提並論的句子，這令拉岡感到十分訝異，為何一位自認對佛洛伊德完全不了解的語言學教授，會覺得一個終其一生都在閱讀、研究佛洛伊德的人，寫下「佛洛伊德與我」是嚴重的醜聞？為何在大學論述中，「佛洛伊德」變成某種與「我」無關的「學術」？
佛洛伊德留給這個時代最重要的遺產，並非關於精神結構與其運作的後設心理學假設，或所謂「原我、自我、超我」等僵化的概念，而是能夠不斷翻新關於精神之提問方式的知識力量。那麼在以知識取代主人位置的大學論述中，如何維護精神分析不斷翻新知識的「顛覆的美德」？若「主人論述」是一個直接「表明要掌控」的論述，那麼作為其反面的「精神分析師論述」，便是反對任何企圖掌控的意願與宣示。正如拉岡在〈論精神因果〉（Propos sur la causalite psychique）指出，人生充滿著一連串偶然的意外與驚訝的挫敗，這一切有如夢境般難料的命運，有什麼是人的意識所能掌控的？（Lacan 1966[1946]: 159）因此，相較於主人論述，精神分析論述的主張就是不要主張，精神分析所能掌控的就是反對掌控。因而在大學論述中，精神分析最具顛覆性的力量，莫過於拉岡所說的「不企圖找出答案」（S-XVII: 80）—或許拉岡的追隨者們仍在其論述中找答案，但拉岡自己絕無這樣的意圖。
對拉岡而言，特別是在大學引入了「學分制」（unite de valeur）之後，知識的獲得與交換被賦予了貨幣般的價值指標，大學儼然成為整個知識市場經濟的一環。此時，精神分析更不應退出大學，因為精神分析正是能夠為「知識與真理」此一價值市場提出針砭與批判的理論。令人慶幸的是，這一百多年來精神分析始終撼動不了的大學論述，終於開始想到要「翻轉」了。只不過，若無法釐清「論述的結構關係」，那麼這樣的翻轉若非淪為空洞的口號，也只是讓奴隸找到新的主人而已。換句話說，將知識傳授的學術宗師換成是學術市場的新資本主義主人，以便讓學生的所學變得「有用」，更符合資本主義的價值。相對地，拉岡始終堅持在大學中講述精神分析，並表示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這和「知道自己的立足之地」並不相同，後者表示說話者心中早已有著一張學科的地圖。當然，拉岡並非心中沒有地圖，只是他認為從牛頓以來就沒有任何科學領域能預設「藍圖」一般的真理道路，否則就不再是科學而是哲學了。然而不可否認，大學中既定的那些科學領域均仍各自有其假設，以及由該領域的「權威」，所共同決定的真理，此即顯示大學論述仍是建立在主人論述的結構之上。在這樣的大學架構下，如何樹立起不同於主人論述的精神分析論述，正是拉岡理論在今後所面對的問題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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