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商品編號： | DCA5774 | |
| 商品名稱： | 告別的勇氣：讓我們談談死亡這件事，學著與生命說再見 作者:亨尼．舍夫、安奈莉．凱爾 類型:心理勵志-心靈雞湯 PDF電子書 繁體中文版 | | | 語系版本： | PDF電子書 繁體中文版 | |
| 運行平台： | PDF電子書,沒有任何平台限制,終身使用 | |
| 更新日期： | 2025-09-01 | |
| 光碟片數： | 1片CD光碟 | |
| 銷售價格： | $100元 | |
| 熱門標籤： | 心靈雞湯
學著與生命翠見
讓我們談談死亡這件事
告別的勇氣
| |
告別的勇氣：讓我們談談死亡這件事，學著與生命說再見 作者:亨尼．舍夫、安奈莉．凱爾 類型:心理勵志-心靈雞湯 PDF電子書 繁體中文版
商品資料
作者：亨尼．舍夫、安奈莉．凱爾 、譯者：王榮輝
出版社：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17-12-09
課程類型：心理勵志>心靈雞湯
ISBN/ISSN：9789864773633
內容簡介
人終其一生都背著一只行囊，裡頭裝著我們的所想所望，
也會留下供後人思念的痕跡。
如果要為人生最後的這段旅程收拾行囊，你會想打包什麼？
人皆有死，但你可以優雅轉身
德國老人集居住宅發起人 ╳ 德國安寧療護學程創辦人 聯手打造一場關於生死的對話練習
亞馬遜讀者4.8顆星感動好評︱長踞《明鏡週刊》排行榜
「你為什麼不讓我好好跟爸爸說再見？這成為我終身的遺憾。」一直不知道父親早已車禍過世的女兒，哭著對媽媽說。
「我死了以後，希望有人能幫我照顧媽媽。」罹患絕症的九歲小女孩跟創傷治療師說。
「我喜歡你在我身邊織毛線，這讓我想起我的媽媽。」性格怪異的獨居老人跟年輕志工說。
今日的我們陪伴親友逝去，明日的我們則要和自己告別。
當生命邁向終點，你會想要怎麼離開？
我們都害怕死亡，所以習慣避而不談，但死亡仍然會來，並且讓我們措手不及，難以好好跟最親近的人告別，反而造成更大的傷害。如果可以早一點談論自己希望的臨終和死亡，也許我們就更能承受生老病死，明白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是世代之間的聯繫，更是人生自主的最後機會。
本書由兩位作者的對話開始，以德國的觀點和政策為鏡，一步步帶領讀者學習如何將臨終和死亡融入生活和社會之中，學習傾聽並表達內在的需求，更能擁抱需要慰藉的人。
兩位作者是多年至交，皆致力於臨終關懷的推廣，並從中體認到世人對死亡的避而不談，時常造成自身與親友的遺憾，這促使了他們在二○一六年聯袂寫下《告別的勇氣》，除書寫自身經歷親友離開人世的過程，也探討老人集居住宅、安寧緩和醫療、臨終關懷等議題的重要性，呼籲社會需推動更人道的臨終文化，每個人都應該試著學習如何陪伴在臨終者身邊、學習如何陪伴身邊有親友過世的人，以及學習如何面對自己的死亡。
這是一本十分個人的書，也是一本充滿社會關懷的書，甫推出即登上德國各大書籍排行榜，並引發熱烈迴響。作者簡介： 亨尼．舍夫Henning Scherf
法學博士，一九三八年出生於德國布萊梅，後於弗萊堡大學（Albert-Ludwigs-Universitat Freiburg）與柏林自由大學（Freie Universitat Berlin）修習法學和社會學，並在維里希斯特基督教新教學習促進機構（Evangelisches Studienwerk e.V. Villigst）的資助下取得法學博士學位，一九七一年起成為律師，長年擔任社會、教育和司法參議員，一九九五至二○○五年擔任布萊梅市長，並曾出版過多本暢銷書。
他育有三名子女，並有九個孫子女，一九八七年起，他與結縭多年的妻子和十位朋友共同打造了在布萊梅的「老年集居住宅」，除了相互照應之外，還能分攤房租、聘僱醫療護理人員等生活開銷，因此他認為集居住宅可謂是老年化社會的一道曙光。他時常在演講時分享其特殊經驗，鼓勵大家及早規劃屬於自己的老年與臨終生活，被譽為是「德國最有名的同居老人」。
安奈莉．凱爾Annelie Keil
社會學、健康科學博士，一九三九年出生於德國柏林，後於漢堡大學（Universitat Hamburg）修習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和教育學，之後獲得政府的青年教育補助金，並在哥廷根大學（Universitat Gottingen）擔任學術顧問，一九七一年她參與了布萊梅大學（Universitat Bremen）的創立，並擔任社會學與健康科學教授，專精於健康科學、身心關係的病理研究，以及傳記與生命史研究，並致力於生活困厄者、重症病患、臨終者等人群的關懷活動，為布萊梅大學安寧療護學程的共同創辦人，是德國安寧療護研究的先驅。
她幼時曾在波蘭的納粹育幼院度過五年光陰，後為躲避二戰戰禍而和母親四處逃難，最後被安置於佛里德蘭（Friedland）的邊境中轉營，這段顛沛流離的生活讓她體認到相互幫助的重要，並讓她在日後走向社會關懷之路，從慈善廚房、悲傷輔導、臨終關懷，到近年來的關懷難民的運動，她都樂此不疲。 譯者簡介： 王榮輝
曾就讀東吳大學政治系、政治大學歷史系與法律系；其後前往德國哥廷根大學（Universitat Gottingen）攻讀碩士，主修哲學、西洋中古史與西洋近現代史。通曉英、德、法、日與拉丁文等外文。二○○九年起，擔任台北歌德學院特約翻譯。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 好評推薦
李偉文｜牙醫師‧作家‧環保志工
阿潑｜文字工作者
袁瓊瓊｜作家
蔡康永｜主持人‧作家
簡媜｜散文作家
◇ 專文推薦
陳秀丹｜台灣安寧緩和醫學會理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醫師，致力於推動善生善終理念
趙可式｜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名譽教授‧台灣安寧療護推手
蔡慶樺｜獨立評論@天下「德意志思考」專欄作者‧駐法蘭克福辦事處祕書
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也是一種藝術，良好的生命教育必須從小、從幼稚園開始教起，以心靈為導向，重視生命的品質與人性的尊嚴，同時對生命抱者感恩、敬畏的心。……《告別的勇氣》內容充實，引用了許多思想家的經典名言，秀丹很真誠地推薦給您。——陳秀丹｜台灣安寧緩和醫學會理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醫師，致力於推動善生善終理念
感謝商周出版翻譯了這本德文書，使我們得以借鏡德國文化來學習死亡，除了擴展世界觀之外，更體認到在生死大事上，其實全人類是共通的！……兩位作者一再強調「學習活著道別更勝於生存的藝術」，但我還想再更多些，時時做好「四道：道謝、道歉、道愛、道別（即放下）」的「四道人生」，才是一種直到最終的自主人生啊！——趙可式｜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名譽教授‧台灣安寧療護推手
在我們每個人都會走入的晚年，為死亡做好準備絕對有其必要——不管是自己的死亡或親友的死亡。本書觸及的死亡各議題如道別、安寧醫療、臨終照護、陪伴、安樂死等，對於邁向老年化國家的台灣很有參考價值。……死亡很強大，但我們可以用新的姿態定義並面對它，以帶給他人撫慰、自己也從中獲得撫慰。愛，能夠更強大。——蔡慶樺｜獨立評論@天下「德意志思考」專欄作者‧駐法蘭克福辦事處祕書
章節試閱
【第一章 聊聊道別的藝術｜安奈莉．凱爾與亨尼．舍夫答客問】
◆為何談論自己的臨終或死亡依然是個禁忌？
安奈莉．凱爾：我們其實都曾試圖去反抗這樣的壓抑。像是媒體裡的戰爭報導，對於致死疾病的公開討論，還有，特別是「臨終關懷」（hospice）運動的工作，致力於積極改善臨終者及其家屬的處境，將臨終和死亡融入生活裡，這一切都對反抗這樣的壓抑有所成效。儘管如此，這樣的禁忌卻依然有兩大主要因素作為靠山。一是所有人對於生命結束的恐懼，這導致了人們難以在人生的旅途中便以開放、自在的態度談論「死亡」這件事，這反倒使得人們到了人生的終點必須承受莫大的孤寂，讓痛苦更為強烈。另一個原因則是奧地利哲學家伊凡．伊利奇（Ivan Illich）所說的「社會醫療化」（medicalization of society）及「醫療的復仇」（nemesis of medicine）。「可行性錯覺」使得健康和疾病成了醫療商品，讓死亡變成是「可操作的」。自然的死亡似乎成了某種企圖避免被科技所降服的幽靈，老化則成了必須被治療的疾病，至於健康，則淪為被「專家」所宰制的犧牲品。
◆為何談論臨終如此重要？
亨尼．舍夫：生命包含了死亡。因此，談論死亡是我們人生的一部分。如果我能談論自己的死亡，我就能在促使這個主題重獲社會關注上略盡棉薄之力。如此一來，我們就有機會，在認清生命的有限性下，清醒地體驗自己的餘生。
◆ 我們在人生中都必須克服的種種道別，是否就是對最終的道別，也就是死亡，所做的小小練習？
安奈莉．凱爾：在我看來，死亡本身是我們所無法學習的，但我們倒是可以學著去面對「凡人皆有一死」的這項事實。道別是每個人生命中的基本結構。我們的人生始於分娩，我們必須在最初的九個月後道別自己的第一個家。幼兒園畢業、中小學畢業、搬離原生家庭、退休，這無不是在道別。只要我們活著，我們就必須一再建立新關係、一再找尋安身立命之所；正如目前有許多難民前來我們這裡尋求一個安身之地。死亡本身我們肯定是無法學習的，不過，像是某些重大的損失，或是一些類似的情況，倒是可以給予我們些許啟發，因為所有這些人生中的道別都是最終道別的一部分，在這個最終道別裡，我們所要做的就是，放開曾經有過的一切。
亨尼．舍夫：每當我必須道別時，專注於我的生命中還剩下些什麼，總是對我很有幫助。我們雖然無法再繼續擁有全部，但剩下的東西卻依然豐富且引人入勝，值得我們去細細品味。這樣的態度同樣也賦予了死亡一種新的性質。歸根究柢，在走向死亡的過程中，我們必須改變視角，重要的不再是，不斷地去創造和適應新事物，重要的是，去終結某些事物，去做出總結，去專注於過去曾有及眼下還有的事物。我現在越來越常會去回顧過往所發生的事情。我曾經達成了什麼、達不到什麼。我在哪裡有所作為、在哪裡毫無建樹。在回顧這些事情時，我不會再抱持著自己還能挽回些什麼的希望；事情既然發生了，就再也無法改變它發生的這個事實。然而，能夠再次回憶起那些事情，能夠再次讓自己意識到那些事情，我覺得既重要、又可貴，我會在這當中鍛鍊自己。
◆ 中古世紀的基督教徒會去修練所謂的「死的藝術」（ars moriendi），他們會以「寄希望於天堂」作為修練的手段。時至今日，我們所要做的，是否就是在找尋一種現代的或後宗教的「死的藝術」？
亨尼．舍夫：我們想要打破在這個文化圈中強烈地與死亡糾結在一起的懦弱與不理智。我們想要告訴大家：死中有生，生中有死，這兩者密不可分。我們所要指出的是，不要去逃避死者或臨終者，不要去對此設下禁忌，然後說，我們應該盡可能一天到晚嘻嘻哈哈，接著有朝一日我們則會像被雷打到那樣突然倒下。因為事情不會是像這樣。我們所關心的是，那些面臨死亡的人，能夠在自己周遭找到一些會說「我們就在你的身邊，我們會陪伴著你」的人。這樣的一種態度，我不會把它稱為是「後宗教的」，而會稱為是「人道的」。這可以說是一種「寄希望於人」的態度。
◆ 所以這是一種可以提供給清明之人的「死的藝術」，他們相信生命終結在死亡裡。
安奈莉．凱爾：是的。「死的藝術」貫穿了整部哲學暨思想史；我認為宗教也是這部歷史的一部分。「死的藝術」總是和「生的藝術」緊密相連。生命的奧祕在於，它為每個生命都寫了截然不同的劇本。就這點來說，像我們這種能夠認同自己畢生事業的人，可說是獲得了極大的恩寵。事實上，我見過不少無法對自己一生的表現引以為傲的人。
◆我們如何才能體認到，人並非總是能心想事成？
安奈莉．凱爾：「生的藝術」也包含了接受命運。對我來說，這是頗具心靈或宗教意味的事情，其中同樣也充滿著濃厚的人性。接受命運是一種藝術，先是借助「悲傷工作」或「哀傷工作」（grief work），去接受那些在人生中未能圓滿完成的事情、那些在某次道別後無法再續的事情，然後準備好從「零」，或者好一點從「一」開始。如果沒有在人生的過程中稍加整頓、清理，我們根本做不到這一點。稍加整頓、清理可以讓我們清楚地知道，什麼還能夠接著進行、什麼則已經走不下去。這同樣也涉及到諸如耳背、行動不便等等，上了年紀之後身體開始不聽使喚這一類令人沮喪的小事。但我們卻需要這樣的時刻，才能夠去接受，配戴助聽器可以輔助聽覺，使用助步車可以幫助我們上街、幫助我們購物，甚至還可以幫助我們輾過惡鄰的腳！只不過，唯有當我們能夠放眼於那些剩下的東西，這些潛在的可能性才會隨之開啟。
亨尼．舍夫：我們嘗試傳授給兒童和青少年的「挫折容忍力」，可說是能夠妥善應付人生中種種道別的一個前提。
安奈莉．凱爾：在「生的藝術」中難以學會的東西，在「死的藝術」中只會更難學會。「耐性」是能夠順應生死的一項極其重要的能力。在我們小的時候，我們經常得要使用這項耐性能力，譬如，當我們正玩得高興時，突然被大人叫去寫作業或做家事。然而，長大成人之後，我們卻變得一點耐性也沒有，尤其是，在這個凡事都講求迅速、效率的時代。時至今日，人們甚至講求效率到，經常會對臨終者感到不耐煩，而且還會質疑如果社會允許臨終者全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和節奏，在自己家或臨終關懷醫院裡離開人世，那這個社會究竟能夠負擔多少的臨終者？這是帶領我們去思考「主動安樂死」的一項爭議。
亨尼．舍夫：我學會了「順應」這個概念。「順應」並非代表我必須放棄、必須聽天由命。「順應」所指的是，我在自己的要求上簡約、知足，並且試著依據我所剩下的東西、憑藉我還擁有的能力去做些好事。
安奈莉．凱爾：「耐性」與「順應」彼此相屬。「順應」是一種深層的精神態度。因為在順應中還包含了感恩。我認為好的政策必須以心靈為導向，必須能夠促進公益，必須重視人性尊嚴，必須以「對生命的敬畏」作為實踐的核心。講求人道的臨終文化也需要這樣的取向。身為臨終者，他們相對於其他的生存者屬於少數，必須要有人站出來捍衛他們的權利。一個人的尊嚴不該終結於臨終時的臥榻。
亨尼．舍夫：我不是孤獨地去經受死亡，而是在我臨終時會有人在我身邊陪伴我、幫助我，這點具有生存的意涵。如今有許許多多的人都是孤獨地離開人世，沒有人在他們臨終之前待在他們身邊，沒有人在這人生的最後一哩路上陪他們說說話、回應他們的想法或心願，這樣的處境實在太過艱難！因此，設法脫離孤獨的困境，環顧一下，自己是否真的找不到半個人可以分享自己的人生、或是自己最終的數月或數週，這至關重要。
安奈莉．凱爾：諸如孤獨、無人聞問的問題、遭受摒棄的經驗、再也無法獲得必需品等等，這些都是人生的核心問題。當一個人越來越無法行動自如，當一個人再也無法離開家門，當一個人就連取得外界的援助，無論是向醫生、護士或朋友，都很困難，這時問題將急遽惡化。
不過，就算在養老院裡的群體中，一個人也可能會感到孤寂。「再也沒有人陪在自己身邊」，一旦走到了這樣的地步，一旦陷入了這樣的危機，這種心情特別會讓老年人感到恐懼。這當中往往牽涉到了「心靈缺席」，牽涉到了「被人遺忘」的感覺。在陪伴臨終者的過程中，人們可以一再觀察到這一點。臥房總是冷冰冰的，失去了起居室的意義。過世許久的配偶從前曾經睡過的那張床，現在看起來空空蕩蕩的。而今，尚在人世的另一半就要死在同一個房間裡。只是偶爾會有人進來瞅一下。當然，這些臨終者都獲得了照顧。但人生卻是在別處上演。那些彼此不太有往來的家人，那些彼此有著大小衝突的家人，那些覺得不堪負荷的親屬，歸根究柢也不會成為充滿關懷的臨終陪伴者，不會手牽著手陪著臨終者迎向人生終點。
亨尼．舍夫：儘管如此，不要獨自一人，對我而言，卻是最基本的。如果我身為臨終者留在老人院裡，也許會把自己的房門開著，這樣我還是聽得到其他人在做些什麼，這或多或少都還是有點幫助。若是完全孤獨，再也沒人上門探訪，自己也不曉得左鄰右舍都是些什麼人，這種處境就真的很艱困。
安奈莉．凱爾：沒錯。我想說的是我們必須看得更深入，無人聞問和孤獨的情況到處都有，不一定非得在高樓大廈裡。因此，在布萊梅和其他一些地方，都有電話問安的服務。對於那些除了照護服務以外幾乎都是在獨處的人，每週一、兩次的問安電話，會讓他們的心境大為不同。除了臨終關懷運動，目前也有許多人會在教會、鄰里、社團中鼓吹，一起攜手對抗這個孤獨的過程。萬一，在臨終的過程中，家庭裡的各種衝突又再度鬧得沸沸揚揚，那麼就連家庭也是需要一些協助。此外，那些長年犧牲自我去照顧另一半的配偶，他們對於自己的臨終也會日益感到恐懼，他們往往都會不禁惶惶不安地自問：將來誰來陪我走這最後的一段路？我們不僅得去關懷自己身邊的人，我們也要設法提供給陌生的人幫助。我們的規制並沒有那麼糟糕，「安寧緩和醫療」方面也是一樣，這是專門針對包含居家在內的病危者所發展出的醫療與照護服務。只不過，我們同樣也要督促他們。因為他們根本不在乎，住宅是否有被打掃、碗盤是否有被清洗。人生是共存的。我們總是與其他的人相連，為何在臨終時該有所不同？可是這樣的事不會自動發生。
亨尼．舍夫：前不久才剛過世的一位好友，他的情況也是如此。長久以來，他的家人都希望他能待在自己家裡，可是，由於他的年老體衰，最終他還是搬去街角的一個「照護住居共同體」（Pflegewohngemeinschaft）。他的太太隨時想見他都可以去找他。在他們接受這樣的安排之前，他們曾經爭執過好幾年。
安奈莉．凱爾：如果沒有道別過去的生活，這根本行不通。人們必須先歷經這樣一個決定；這得去面對所有的生活模式、習慣、罪惡感，當然還有臨終者。因為臨終者也還尚在人世，這意味著他們必須接受某些會讓自己不太愉快的事情。需要幫助、必須受人照顧、面對死亡，這一切決不是什麼祥和、快樂或像吃吃蛋糕那麼輕鬆寫意的事情。家屬在將臨終者送去臨終關懷機構照顧時，他們往往會說：「我實在很想陪他到最後，我實在不想把自己的爸爸、媽媽送到這裡！」我則會跟他們說：「我們這裡不是什麼回收處，我們把你們的爸爸、媽媽奉為貴賓，我們會妥善地照顧他們。從現在起，你們可以回去好好休息個一、兩天，然後抱持著真正的關懷與平靜的心情，在合理的了無罣礙下，與你們的爸爸、媽媽道別。如果我們一天到晚都得忙於是否及時幫爸爸、媽媽翻身、是否該幫爸爸、媽媽催吐、是否該幫爸爸、媽媽插管，我們根本就做不到這一點。」在臨終上，我們同樣需要「耐性」、「順應」、「感恩」與「協助」，有時也還要有這樣的覺悟：該來的總是會來！
◆你們兩位現在正要度過古人所謂的「人生的黃昏」或「遲暮之年」。這代表著，從工作崗位退下後可能長達數十年的休息，也許家中還有子女陪伴，也許偶爾會去整理整理花園，不過漸漸地會年老體衰，最終將與世長辭。然而，你們兩位卻與同齡者完全不同，依然十分活躍。你們是否會感受到些許的社會壓力呢？
亨尼．舍夫：我個人是沒有感受到這樣的壓力。每當有人問我，我到底是如何辦到的，我反而會覺得對方似乎還比較有壓力。不過，在這個過程中，我也逐漸明白了，過去我能夠做到的那些事情，如今我已不再能全部做到，我的日常生活必須降格以求。我會試著借助談話，甚或公開談話，來忘卻自己的損失、自己日益衰退的能力。
◆妳的情況又是如何呢，安奈莉？
安奈莉．凱爾：展現自己的工作成效，這並不會讓我感到有什麼壓力。不過，另一方面，我倒是覺得這提供了我們這一代人一個機會，能夠與年輕一輩多接觸，甚至傳承我們的一些經驗。我們是這個文化圈裡的第一代，在退休之後還能有二十到二十五年的餘命，這種大規模的人口結構變化，可說是一項重大的社會里程碑。在我年輕時，老年人在六十五歲退休，七十五歲就撒手長辭了。然而，對於個人而言，如同對於我們這個世代而言，能夠長命百歲總歸是好事一樁，這並非奢望。只不過，現在我們當然必須「配合」我們的社會保障，「人生的黃昏」總也與「人生的正午」及「人生的早晨」密不可分。
路必須是從個人走向群體。不過，我自始至終為群體所做的一切，說穿了其實是在為我自己。身為一個獨居的女人，萬一有一天我再也無法外出，無法去我的「慈善廚房」，無法去演講，無法去某個中小學和孩子們聊聊幸福這個主題，那麼我的生活將變得乏善可陳。如今這段漫長的人生黃昏要比古人來得更多采多姿，這當然並非奢望，但我們倒是不再「必須」如何如何。時下常說的「必須」永保年輕、「必須」健健康康活到百歲，簡直就是鬼扯。生病的人、殘疾的人，或單純只是不想再承受些什麼的人，同樣也可以變老，就算只是坐在電視機前。
亨尼．舍夫：這套「永遠年輕」的概念其實是種行銷策略。事實上，在我所見到的人當中，無論是在私底下、還是在演講的場合裡，只有極少數的人，到了老年，還能生龍活虎。
安奈莉．凱爾：我並不想要以前空翻的方式跳進棺材裡。我希望能被四個親切的好人抬進棺材。遺憾的是，當時候到了，他們恐怕也都老的走不動了。從前一個人活到七十七歲，就足以令人感到自豪，如今就算活到九十歲，也不算什麼稀奇的事。這種永遠年輕、永遠健康的想法，卻也給了年輕人錯誤的印象。彷彿從今以後老年人都得在永遠健康的狀態下慢慢變老。不，情況並非如此。如同我們過往那樣，我們會以在各自的歷史脈絡與社會結構中可能的方式健康、生病、老化。有位三年級的小女生曾經對我說：「我的阿嬤有顆年輕的心。」我覺得這是個很棒的註腳，許多小孫子小孫女也都會這麼形容自己的祖父母。
◆在我們這個講求效益的社會裡，我們是否也必須特別辦好死亡這件事？
安奈莉．凱爾：拜託不要這麼說。在這方面，順從命運也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說，不必去探究當我死的時候我是幾歲，不必去探究當我死的時候我是處於什麼狀態之下。死亡同樣也會降臨在身強體健的人身上，我們應該明白這一點。我們確實可以推延這個或那個，但歸根究柢，這種「永遠年輕」的概念，卻是一種對談論有限性下的新禁忌。這是為了把人一路到老地操作成可被支配的買家或消費者。每當我去老人商展逛上一圈，我就會不禁搖頭嘆息。現場有不少的商品確實是很有幫助，但商品種類卻琳瑯滿目到簡直是荒謬的地步。的確，器具確實可以讓生活更便利。如果有張護理床，我可以躺在床上打開電視或打開窗戶，這確實能為我在自主方面留下一些餘地。儘管如此，我也還是必須學著去接受，「生命是有限的」這項事實。最終能夠幫助我的，並不是肉毒桿菌，最終能夠幫助我的，只有那些向我伸出援手的人。
◆你們為什麼要推動讓死亡這件事情更加人性化？
亨尼．舍夫：我個人深深地體會到，廣大的民眾都會壓抑死亡這件事，他們也不願意在自己的生活中去接近臨終者。他們會依賴各種機構，讓這個議題離他們遠遠的。然而，許多人渾然不知，這對生命深度與生命意識來說都是極大的損失。藉由有意識地思索、鑽研和闡釋死亡，我們可以提升生命的價值。如果我們切斷了這一切，我們也就剝奪了自己生命的可能性。我們就好比快轉了自己的人生，欠缺了廣度與深度。一個人如果無法正視老年、年老體衰和死亡，他同樣也將無法享受並珍惜美好的時光。這種態度是對其他的生命處境缺乏同理心的一個原因。由此催生了一種漫不在乎的心態，這樣的心態又被我們這個無名大眾社會給大幅強化。唯有透過讓個體的生命在群體中再度變成是可以察知的，我們才能打破這樣的趨勢。這當中也包括了，不要讓人在孤獨中死去。
安奈莉．凱爾：我們致力於臨終關懷，同時也協助每個人尋找在自己人生中能讓自己感到驕傲的亮點。把三個孩子撫育成才，儘管薪水不多卻還是盡忠職守，這些都是很偉大的人生成就。唯有當我能如此評價自己，我才能想像，和我在一起能讓別人感到快樂。這點適用於老年人—也許那些陌生的小孩覺得我很棒，因為我總是會朗讀一些故事給他們聽；這點同樣也適用於臨終者—也許臨終關懷醫院裡的護士對我的人生經歷很感興趣。在人生的最終階段，一方面回顧過往已寫下的東西，另一方面樂意繼續寫下去，這是「人生傳記」的重要任務之一。古典的音樂之父巴哈（Johann Sebastian Bach）就是絕佳的案例。他命運多舛，儘管一生在音樂之路上遭逢許多挫折，他還是一再投入下一個合唱團，到了晚年時，即使知道了，別人找了一個新的合唱團主事來頂替他，他依然不改其志。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是你我都需要的。
◆在這當中，臨終關懷運動扮演了何種角色？
安奈莉．凱爾：類似於教育，我們不能把臨終和死亡轉讓給國家、轉讓給某些協會或某些機構。老人院或加護病房裡的護理人員無法一肩扛起這整個負擔。臨終關懷工作旨在讓成千上萬的人明白，他們的臨終和死亡是他們自己在有生之年的一個課題。由於他們現在還沒到臥床等死的地步，對他們而言最合理的就是向那些現正瀕臨死亡的人學習：療養院該設計成什麼樣子、安寧緩和醫療部門該如何規劃，以及什麼才是良好的臨終陪伴？
◆但我們同時也身處於一個照護人員短缺的時代。
亨尼．舍夫：因此我們也得依靠人們自動自發地自願參與。專業的服務同樣不可或缺，特別是對於那些沒有親屬的人、沒有地方走完人生最後一哩路的人，還有那些再也無法居家護理的人。臨終關懷運動的可愛之處正是在於，在鄰里和社區中，人們自動自發地互相照顧。他們促使我們能夠待在一起。他們昭示了我們，我們人類可以在他人臨終時陪伴他人走完人生的最後一段路。他們為我們證明了，我們也能這麼做。
◆安奈莉，妳單身、未婚，在妳臨終時，妳所害怕的會是什麼？
安奈莉．凱爾：我不會感到害怕，我一直都在做準備。舉例來說，我已經找好了一家老人院，我並不想要到了需要護理的時候才搬進去住。我希望在我下定決心搬進去住時，那裡會有一個位子。那家老人院也設有一個安寧緩和醫療站，也就是一個醫療部門，但他們不會對身患不治之症的臨終者施予治療，只會給予緩和疼痛的協助，如此一來，我也就不必再搬到某家臨終關懷醫院。過去我經常生重病，我並不畏懼臨終和死亡本身，我所擔心的只是在這道別之前的生活。
◆與什麼道別？
安奈莉．凱爾：與人道別；我已經失去了許多的至親和好友，所以我在這個人世間變得越來越孤單。還有和我的工作道別，我目前還經常在各處演講。我的單身生活總包含著一些非常黑暗的階段。不過，當我受邀前去某個地方演講，接受現場一、兩百人的歡呼，有時還會有人送我很大一把花束，這會帶給我很棒的感覺。我總是把這樣的感覺形容成是我的「甘霖」。我會害怕向這一切道別，因為我知道，此後我的生活將全然改觀，將變得更單調、更無聊。看著自己坐在一張椅子上或躺在一張病床上，以大同小異的方式享受剩餘的每一天，期待著洗澡的時間，期待著某人的到來，或是期待著某個節目的播出，對我來說，這需要極大的勇氣。
◆亨尼，你經營了一個集居社區（Hausgemeinschaft），你有妻子、子女和孫子，你應該沒有什麼好害怕的吧？
亨尼．舍夫：如果可以的話，我想多活一段時日，因為我還想實現自己的許多理想和心願。可是，活得越老，我就越明白，自己再也不可能完成所有的理想和心願。道別是個過程，我正身處於這個過程中。我們會在這個集居社區的大家庭裡一起變老，在過去這段時間裡，我們共同的一些朋友相繼離開了人世。每回我們都會自問，往後的日子我們到底該怎麼過？我的感覺是，雖然我們每個人都有所差異，但我卻從不曾在哪位朋友身上感受到恐慌或真切的恐懼。
德國哲學家布洛赫（Ernst Bloch）曾說：「唯一讓我還感興趣的，就是我的死亡。」當時我還年輕，這樣的話不太能引起我的共鳴。不過，如今我離死亡越來越近，我對這段話的感觸也越來越深。近來，我幾乎每星期都會寫封悼念信給某人，藉以喚起我們共同的記憶。每次我都會想，究竟為何，逝者已逝，而我卻依然還活著，我會想，如今生者必須在沒有逝者的情況下繼續完成自己的餘生。這個議題對我來說變得越來越大……然而，當它變得越來越大，我的恐懼就越來越小，而且我也越來越沒有去改變它的壓力。如今我很喜歡閱讀他人所寫的關於死亡的文章。從前的我恐怕是不會這麼做。但現在我卻會刻意去尋找針對這個題材所寫的文章。我如何才能熟悉死亡這件事，這其實是個人類的大哉問。
安奈莉．凱爾：這或許是個永恆的未解之謎。這一點和史努比及查理布朗的卡通一樣，都給了我極大的慰藉。有回史努比和查理布朗一起背對著觀眾，看著一片廣闊的海洋，查理布朗說：「史努比，有一天我們會死！」史努比則回答：「話是沒錯，不過，除了那一天以外，我們都不會死！」說得太好了！這樣的想法同樣也適用於人生的最後一段路。
◆你們所遭遇過的重大健康危機，是否改變了你們對於生、死的看法？
安奈莉．凱爾：它們其實只是稍微改變了，從我出生起就一直奉為信念伴隨著我的想法，那就是：一個人的存活並非理所當然！一次心肌梗塞，三度罹癌，切除甲狀腺，童年時罹患傷寒、痢疾等等，死神似乎總是在我的身邊伺機而動。即使是現在，我也不認為自己不會再罹癌。我相信，這些過程都存在於我們身上，有機體有它自己的節奏，偶爾它就會給我們帶來些什麼，像是過敏、糖尿病或諸如此類的事情。疾病或危機不必然會讓一個人變得更聰明，同樣也不必然會讓一個人變成受害者。遇到這種事情的時候，我總是會一再地問自己，我現在得要學會些什麼，才能幫助自己度過這個難關。這是我的人生原則。埋葬恐懼也包含在其中。我會告訴自己：「妳現在沒時間去害怕，妳必須想辦法活下去！」這點我早在兒時就已經領悟。不過，我倒是認為，人生中的危機，就大破大立的意義而言，可說是很重要的推進劑。就這點來說，我會贊成：是的，罹患疾病是能改變一個人的觀點。此外，有許多曾經身染重病的人也都會表示「我現在才知道，什麼是重要的」、「我現在才知道，誰是我的朋友」。這時他們確實領略到了我們在這裡所說的，一個人將自己的有限性理解成某種人生的邀請。布洛赫及其他一些人曾表示：對死的恐懼其實是對生的恐懼。如果你清楚地意識到生命終有盡頭，並以此狀態活得越久，你就越能承受這種存在的蒙受性。當我以這方面為題發表演說時，我第一個問聽眾的問題往往都是：「你們究竟為何想要活得更老？」聽眾會一時答不上來而面面相覷。但我的問題其實很簡單，我想問的不過就是：他們的目的是什麼、他們的願望是什麼、他們想要擺脫些什麼或達成些什麼、他們想要在什麼地方採取主動或在什麼地方採取被動、他們為什麼想要活到終老？
◆你希望自己怎麼樣離開人世，亨尼？
亨尼．舍夫：我希望在我的家人陪伴下。我也很希望，在我臨終時，有人在我身邊跟我說說，在我身上現在正要發生些什麼事。我希望，到時我的身邊會陪伴著那些與我有默契的人。我希望能夠清醒地離開人世，我希望盡可能領略到屆時發生在我身上和我周遭的一切。然後，到了某個時刻，一切就都結束。我猜想，接下來，除了一大片黑暗，恐怕什麼也不會有。但我也無法排除任何可能，畢竟我根本不曉得，到時情況會是如何。總之，對此，我還滿好奇的。
我曾經和一個團隊駕著帆船環遊格陵蘭，我們在格陵蘭東部遇上了一場颶風，那裡既沒有港口、也沒有船隻，沒有人能為我們伸出援手。由於我們知道再怎麼掙扎也沒有用，索性就將所有船帆收起，船舵固定，然後全員躲進船艙裡。當時我在想，也許我們的時候到了，我們很可能會在風暴吹襲下撞上一座冰山，接著船隻就會解體，然後我們的生命就會戛然而止。於是，我就在臥舖裡躺下。突然間，我的一生猶如電影般在我眼前快速地上演。我就像看著電影螢幕那樣，看著自兒時起的畫面一幕一幕地播放過去。無論如何，我當時顯然喚起了許許多多埋藏已久的影像。順道一提，從前我們其實沒有攝影機。我就躺在那個臥舖上，以極快的速度瀏覽了自己的一生，十分混亂，十分鮮明，充滿了驚喜，充滿了擔憂，卻也充滿了美妙的體驗。當時我在想：看哪，現在我要上路了！
◆當時你是抱著等死的心情？
亨尼．舍夫：沒錯。
◆每個人在臨終之際都想被擁抱嗎？
安奈莉．凱爾：那可不一定。先前我曾陪伴過一位太太，當時她的先生剛過世不久。在那之前她有整整兩個星期都待在醫院裡，睡在她先生的隔壁床陪他，他需要這樣的親密。我有一位名叫荷嘉的好友，在她臨終時，她的兩個女兒陪她躺在一張小小的床上，因為這是她想要的。不過我也認識一些並不想要如此的人。有個男人從某個時刻起就不斷推開自己妻子的手，這讓她十分難過。在和許多人進行過對話之後，我逐漸了解到，其實有不少人是希望，能夠獨自走完人生最後的一段路。也因此，例如德國哲學家宋雷特（Alfred Sohn-Rethel），正是趁著妻子去拿咖啡時離開人世。別讓這些往心裡去，是生者的一個課題。也許，「只要你接觸到人的手，你就無法安心地走」，這樣的想法可以讓生者比較釋懷。不被遺棄，這點對每個人可能有著各不相同的意義。某些人可能會希望全家都在自己的身邊，某些人可能會希望自己能夠安安靜靜地走，某些人則可能會希望其他人等在走廊上的門邊就好。安寧緩和醫療部門的專業人員和業餘協助者，會盡力找出每個人個別的需求。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諒解，將一位臨終者擁在懷裡，這也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
亨尼．舍夫：不是每個人都受得了去擁抱一位臨終者，也不是每位臨終者都受得了被人擁抱。因此，我們必須共同照顧一位臨終者，如此才能總是可以找到某位能夠提供親密感的人、某位能夠知道臨終者的需求的人，以及某位能為臨終者緩和痛苦或呼吸困難的人。對我而言，這是人道意義下的「安樂死」。這樣的安樂死賦予了臨終者最大程度的自主可能，而不是簡單地利用一劑注射去終結一條生命。
推薦序
【編序】
有人說，年輕人談死亡不過是哲學問題；中年人談死亡，是因為照料父母、自身逐漸老化的切身之痛；老年人談死亡，則是因為大限將至，不得不談。
這段話似是而非，說對也不對。古往今來的哲學之所以歷久彌新，在於其攸關生命；生死之謎之所以令人著迷，在於其關係生而為人，我們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身處的這個世界。本書的兩位作者說的好，「死的藝術」即是「生的藝術」，唯有認識死亡，才知道如何生活。
生死，原是一體兩面、鏡像雙生。唯有看透這個道理，我們才能自在生活、生死無懼。
【專文推薦】認真活在當下，自在迎接死亡｜陳秀丹
有生必有死，這是再也自然不過的事了，可悲的是人類因醫療科技的進步、貪婪的心與不正確的生命觀，造就許多被拖延死期的「生命延畢生」，不僅躺著的人痛苦，照顧的家屬也心痛，整個社會國家也受到影響，沒有一方是贏家。
人們害怕死亡，可能是因不知死後的世界會如何，或是因放不下終其一生努力得來的成就，又或是因擔心家人在他（她）死後無法好好過生活。然而，終將到來的死亡，是怎麼躲也躲不過的事，不妨轉念改用一種謙卑、真誠、勇敢、順應的心來面對。
有些家屬因害怕病人失去求生意志而隱瞞病情，結果造成病人死得不明不白，不僅沒機會和至親告別、交待後事，甚至因財產沒分配好，造成遺族對簿公堂，多麼悲慘呀！請真誠告知病情，不要當詐騙集團共同欺騙病人。
行醫超過二十五年的我，親身陪伴父母親與無數病人的死亡；近距離地觀察死亡，也從中獲得不少感動。有人死前很開心，甚至要求我為他錄影，好讓後人見證他快樂地準備離開地球，前往他心目中的聖地；有媳婦開心地向即將死亡的婆婆說：您先去天上打點，以後我們再去和您會合，婆婆也回說好，其他在場的家人也以笑聲附和，多麼祥和的畫面！原來死亡就像人生最大、也是最後的考試，有充分準備的人得心應手，沒準備的人，很可能手忙腳亂；想要優雅地轉身，一定要對死亡議題充分地準備與討論。
一個人的死法在某個層面上其實就是反映出這個人過去是怎麼活的。一位八十多歲的癌末病人，在死前三天用微笑的口吻告訴我，他這輩子很認真地過生活，平日種果樹也學樂器，甚至開班授課，教出許多學樂器的鄉親。他說人生的義務已完成，孩子很孝順、這輩子很圓滿，沒有遺憾了，而他的後事，包括財產也早就交待、分配好了。現在的他在等時間，如果時候到了，他就要和我們「莎喲娜啦」了。這位長者很認真地扮好每一個角色，而這些就成為他快樂往生的重要資糧。
然而並不是每一位即將死亡的人都能像這位長者那樣有智慧、歡喜地去面對死亡。透過生命教育與緩和醫療身心靈的照顧，可以幫助許多生命末期的人和其家人安然度過生命中很特殊的一段時間。誠如本書作者之一安奈莉?凱爾（Annelie Keil）所說：「『生的藝術』也包含了接受命運。」接受命運是一種藝術，藉由哀傷輔導，去接受人生中的不圓滿、去放下這一輩子來不及完成的事物與一切愛、恨、情、仇。
耐性是順應生死很重要的一個能力，如同另一位作者亨尼?舍夫（Henning Scherf）所言：「『順應』並非代表放棄與聽天由命。而是在自己的要求上簡約、知足，並且試著用自己所剩下的東西與能力去做些好事。」由此可知，順應是一種深層的精神態度，包含了感恩與知足。
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也是一種藝術，良好的生命教育必須從小、從幼稚園開始教起，以心靈為導向，重視生命的品質與人性的尊嚴，同時對生命抱者感恩、敬畏的心。時常以「我是誰？我為何而活？我要如何活出該活的生命？」來做省思，同時心中常存「世間無常」的心，那麼，在面對死亡時，比較能從容地去面對。
這本由安奈莉?凱爾和亨尼?舍夫所寫的《告別的勇氣：讓我們談談死亡這件事，學著與生命說再見》，內容充實，引用了許多思想家的經典名言，秀丹很真誠地推薦給您。
（本文作者為台灣安寧緩和醫學會理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醫師，致力於推動善生善終理念）
【專文推薦】學習活著四道，更勝於臨終四道｜趙可式
我在美國修習臨終照顧時，有一位人類學教授說：「中華文化是不能談死亡這個議題的！」我問他何以見得？他說他為了做不同文化對死亡觀念的研究，最讓他碰壁的就是華人！有一位台灣移民紐約的末期癌症病人，他想收案訪談做質性研究，誰知病人大發雷霆：「如果我要死了，就死了！沒什麼好說好談的！」病人的家屬也惱怒這位教授，認為絕口不提死亡的話題才能不造成傷害！
這是真的嗎？華人與其他文化真有如此差異嗎？近年來我們有許多翻譯自日本、美國、英國、加拿大、等地的生死學書籍，也有一些台灣本地的學者及臨床工作者，出版了非常暢銷的相關書籍。若我們真的視死亡為禁忌，這些書一定沒銷路！「生死學」近年來已經成為顯學，「末期臨終照護：end-of-life care」也已成為醫療專業的新興學門。因為沒有人可以逃避這個話題，若沒有準備，不做學習，將來有一天就可能生死兩憾！
感謝商周出版翻譯了這本德文書，使我們借鏡德國文化來學習死亡，除了擴展世界觀之外，更體認到在生死大事上，其實全人類是共通的！如同香港跑馬地「天主教聖彌額爾墳場」，在墓園門口的招牌上有一副對聯：「今夕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給每一位來此掃墓的人一記當頭棒喝的震撼教育！這是一座華人的墓園，豈不與本書所強調的主旨完全吻合：「今日我們陪父母老去，明天則會是我們要向自己的人生告別！不要等到走到了生命的終點，才被迫無奈地說再見！」所以本書絕對適合國人閱讀，並能從中汲取超越文化的人性共同生死智慧。
本書除了談死亡，還觸及許多重要的人生課題，小至幫助每個人自己規劃好老年甚至臨終的生活，大至提供國家政策的參考，如長照2.0及安寧療護的規劃，都是極佳的啟發，特別對醫療人員，可以當作教科書來閱讀。以第二章中「我們不是獨行俠——在對話中學習臨終」一節為例，教導如何開啟死亡的話題，尋找能夠拉近距離的一種語言，到了終點，重要的是同理心。這使我想起那位美國的人類學教授，遭受病人拒絕的原因並非是文化不同，而可能是其溝通技術不佳之故。
在第三章中「絕望的後果——從壓抑到安樂死」一節中，討論了為何病人會要求安樂死的絕望之感。自一九八?年代起，橫掃歐洲的「臨終關懷運動」是種嘗試以不同的方式去面對臨終的社會運動，同樣也在德國萌芽。這項運動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在德國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台灣的發展雖慢了數十年，也漸漸受到社會的重視，安寧緩和醫療既能具體地幫助臨終者，更幫助了傷慟家屬。
本書第四章點出了「永恆之謎」，許多文化都不把死亡視為一個人的存在的絕對終點，認為意識會以某種形式超越生理的終結點繼續存在，大略涉及了埃及的、伊斯蘭教的、佛教的生死書，以及猶太教與基督教的學說和經典。
德國最有名的同居老人與德國安寧療護學程的創辦人，聯手和我們談談死亡這件事，死亡不是禁忌的話題，是人生必經的最後一哩路。兩位作者一再強調「學習活著道別更勝於生存的藝術」。但我還想再更多些，若是到了臨終時再做「四道：道謝、道歉、道愛、道別（即放下）」，只怕到時沒有機會，還是時時做好「四道人生」，那才是一種直到最終的自主人生啊！
（本文作者為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 名譽教授、台灣安寧療護推手）
【專文推薦】死亡很強大，但愛，能夠更強大｜蔡慶樺
在德國，死亡始終還是一個不受歡迎的議題，仍然是社會與家庭中的禁忌。德文中有句諺語：「忽視並非解決之道（Ignorieren ist keine Losung）。」只是一提到死亡，許多德國人還是刻意選擇忽略。
本書的寫作目的，即希望能夠打破這個禁忌，讓每個人都為死亡做好準備。為什麼有必要打破禁忌？因為德國的人口平均壽命全球僅次於日本，加上少子化，社會老年化情況非常嚴重。在這樣的高齡化國家，死亡實在太重要了，不做好準備，最後還是得面對它，且是以措手不及、成本更高、痛苦更多的方式。
在我們每個人都會走入的晚年，為死亡做好準備絕對有其必要——不管是自己的死亡或親友的死亡。本書觸及的死亡各議題如道別、安寧醫療、臨終照護、陪伴、安樂死等，對於邁向老年化國家的台灣很有參考價值。以下就書中幾個議題，提出可以再思考及對話處：
一、 善終的必要
我們必須談論死亡，必須學習告別，在我們還有能力的時候。作者們認為，現代社會強調生之藝術，卻忽視了死亡也是一種需要學習的藝術。其實在歐洲思想與神學傳統中，死之藝術向來佔有重要地位，人類不只應過良善生活，也必須學會「善終之藝術」（Ars bene moriendi），可是這個傳統逐漸喪失了，我們只想著好好活，忘記了我們也可以好好死。
作者們援引哲學家的說法，盼每個人都認知自身的「有限性」（Endlichkeit）、「道別性」（Abschiedlichkeit），就是希望我們能覺知到死之必來，並好好把握在生時的每一時刻，成為自己的主人，不讓死取走自己的生命品質。法國哲學家傅科（Michel Foucault）也曾經從希臘哲學中考掘「存在之美學」（Asthetik der Existenz），要我們以隨時面對死亡的姿態存在，這也是呼應西方失落的「死之藝術」的思想傳統。
告別，不只是為了臨終者，也是為了在世者。書中一位臨終者告訴她的家人：我正在將你們訓練成遺屬。此話讓我印象深刻，是啊，為何我們理所當然地覺得，我們可以不接受訓練便走向失去摯愛之人那關呢？為了死，為了活，我們都必須修習死之藝術。
要想善終，也不全然能靠自己掌握，社會也必須做好準備，例如德國在二○○七年通過的《社會法》改革，推動了「專業安寧醫療門診」制度（Spezialisierte Ambulante Palliativversorgung，簡稱ＳＡＰＶ），就是協助在生命終點處的人們能夠在專業協助下，以合乎人性尊嚴的方式告別人世。這個制度討論多年，在健保公司反對下仍然通過，因為實在有其需求，公民以社會運動方式將需求反映給了立法者。
ＳＡＰＶ的設計是由受過特殊訓練的醫師、護理師以及其他合作專業人士（例如心理師、社工）組成的醫療照護團隊，原則上由八人組成，負責約二十五萬居民區域的安寧醫療門診。這種門診的特殊處在於，協助每個臨終病患的家醫及照護員，隨時待命提供安寧醫療，可避免病患離不開醫院的困境（根據民調，許多重症者害怕上醫院，因為怕一進去就出不來了），減少醫療資源浪費。這個制度是德國醫療制度的正面發展，讓許多人盼望在家中告別的願望得以成真，也使很多痛苦的臨終者可在更有尊嚴、更安心的狀態下離開。只是可惜因為成本關係，很多人仍無法獲得足夠的安寧醫療照護。
在德國不只有專業團隊陪伴人生暮年，還有越來越多互不相識的陌生人，願意來到孤獨臨終者的床邊，握著他們的手，送他們走最後一程。高齡化國家帶來了許多新的現象，老人獨居情形越來越多，「孤獨死」日漸普遍。這其實是一種當代社會個人化的必然後果，而「臨終關懷工作」（Hospizarbeit）——不管是居家的或是照護站的臨終關懷——正是一種以陪伴來抵抗孤獨化的「團結」。
陪伴臨終者，也是另一種中世紀以來即存在的「守護死者」（Totenwache）傳統，臨終者的親友們會在最後的時刻來到榻邊陪伴，點起燭光，確保沒有人會孤獨死去。而死亡發生後，親友們會在其遺體旁守護，追思死者的一生，在歌聲中告別，一同承受失去的傷痛。
這樣的文化正逐漸地消失，作者呼籲重建並革新此傳統，並提到德國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陪伴者協會，志工們陪著獨居老人走完生命最後一程，因為每個人都應該在陪伴中告別這個世界，作者便說，他很希望德國憲法內能寫入這個條款：「臨終者有不孤單的權利，每個人都有不讓臨終者孤單的義務。」我也贊成。
二、安樂死的難題
要談死亡，不能不談談安樂死或自殺這個複雜的議題。安樂死在德文醫學名詞中是Euthanasie，但其實更為大眾所用的字是Sterbehilfe——協助死亡。目前安樂死在德國仍然是棘手且複雜的議題，究竟在何種情形下可以允許安樂死，社會始終爭辯不休，尤其在基督教文化傳統以及納粹歷史重擔下，德國不容易在安樂死議題上騰出太大空間。目前德國基本上允許有條件的被動死亡協助（亦即在不可能治癒、生命只充滿不可忍受痛苦的情形下，停止延續生命的療程，使患者能在尊嚴中自然死亡），不允許主動死亡協助，更不用說瑞士所允許的那種職業化的安樂死模式。可是這種模式在越來越多人老去後不堪病痛折磨情況下，逐漸受到挑戰。
本書對於想要結束自己生命的臨終者充滿同情與寬容，但反對職業化的安樂死，也就是說，反對醫護人員為死亡提供協助並以此為其營利模式。德國原來存在醫師提供自殺協助的空間，但在二○一五年年底時，在基民黨與社民黨主導下，國會通過了《刑法》二一七條，明確地禁止「職業化地協助自殺」（geschaftsmasige Forderung der Selbsttotung），違反的醫師得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罰金，可是親屬的協助不受罰。國會試圖透過二一七條為人的生命定下明確倫理界限（這背後也有教會力量在影響），聯邦健康部長也斷定，協助死亡絕非醫師職責所在；然而，無數的病患家屬控訴，二一七條將他們置於無專業醫護支援的困境，也有反對的議員出面疾呼：面對不得不死的狀況，我們真的要讓那些承受巨大身心痛苦的人，在無醫療知識的家屬協助下結束自己的生命？會不會帶來更多無意義的痛苦？
醫界也有反彈的聲音，本書也提到的安寧緩和醫療權威波拉席歐（Gian Domenico Borasio）便認為二一七條是惡法，因為醫學有其界限，安寧緩和不能夠全然應付病患的苦痛（更何況健保對於安寧緩和醫療限制甚多，能不能善終，也是個階級議題）；此外，該法將使醫界保守化，避談此議題以免有觸法之虞，可是最後將導致那些尋求結束自己生命的人無法獲得充分的專業諮詢。法界也有反彈的聲音，認為此法有違反《基本法》及《歐洲人權公約》有關人性尊嚴不可侵犯以及政教分離的規範。醫界、法界以及相關ＮＧＯ、甚至是個人目前已提出了十幾起釋憲申請，盼德國憲法法院宣告該法違憲。
未來判決如何、新的國會是否會修法，尚不可知，然而從以下這件事便可以看出安樂死是個刻不容緩的難題。二○一四年時，德國新教教會理事會主席許奈德（Axel Schneider）宣佈卸下職位，因為他要照顧罹癌的妻子安娜。當時媒體刊出了他們夫婦的訪談，震驚了全德。安娜認為醫師提供死亡協助不該被禁止，她說：「我希望當我走到那一步，希望結束自己生命時，我的先生會陪著我去瑞士。當我飲下毒藥時，他會坐在我身旁，握著我的手，即使這有違他的神學倫理信念。我盼望，愛能夠更強大。」許奈德則說：「這與我的信仰完全相違，我會再與安娜討論。但最後，我也許會違抗我的信仰，為了愛，陪她去瑞士。」
即使最虔誠的神學家，看著自己妻子所受的苦痛，也放下了信仰，因為死亡是如此切身的困境，信仰或法律要強行規範也許會帶來更深的困境。前體育主播傅達仁在台灣帶起了安樂死問題的討論，正是一個契機讓我們思考死亡的意義以及死亡的方式。這本書也是一個好的討論契機。我們會為了新生命的到來做好充足準備，尋求專業資訊，對於死亡，也不該置之不理，任由這個生命階段自然發生。
「有時可以治癒，常常可以減緩，總是能夠撫慰」（Heilen manchmal, lindern oft, trosten immer），這是醫師這個行業的古老使命，其實也該是我們面對死亡的態度。我們無法強求一定治癒，只能盼望減緩，但唯一可以盡力的就是撫慰，不管是撫慰臨終者身心苦痛，或者是在世者失去摯愛的創傷。本書作者引用了康德話語：「活在其摯愛的人的回憶裡，一個人就不算死，他只是遠去；唯有當一個人被遺忘，他才算死去。」
死亡很強大，但我們可以用新的姿態定義並面對它，以帶給他人撫慰、自己也從中獲得撫慰。愛，能夠更強大。
（本文作者為獨立評論@天下「德意志思考」專欄作者‧駐法蘭克福辦事處祕書）
|
您現在的位置：
電子書綜合教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