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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碟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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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編號： | DCB5858 | |
| 商品名稱： | 正義的效益：一場法學與經濟學的思辨之旅 作者:熊秉元 類型:社會科學-法律 PDF電子書 繁體中文版 | | | 語系版本： | PDF電子書 繁體中文版 | |
| 運行平台： | PDF電子書,沒有任何平台限制,終身使用 | |
| 更新日期： | 2025-09-01 | |
| 光碟片數： | 1片CD光碟 | |
| 銷售價格： | $100元 | |
| 熱門標籤： | 正義的效益
熊秉元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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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的效益：一場法學與經濟學的思辨之旅 作者:熊秉元 類型:社會科學-法律 PDF電子書 繁體中文版
商品資料
作者：熊秉元
出版社：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15-12-05
課程類型：社會科學>法律
ISBN/ISSN：9789862729236
內容簡介
法律追求公平正義；經濟尋找成本效益
法律強調除弊；經濟旨在興利
透過這場法律與經濟的對話，把效率的概念引進法學，
除有助於思辨論述，也將使正義的概念更有操作性
相對於法學，經濟學是一門年輕的學科，因性質使然，已對傳統法學帶來巨大衝擊。
經濟分析為法學的工具箱裡添增了新的工具，也逐漸改變法學的根本性質。
知名經濟學者熊秉元致力於架構經濟學與法律學的橋樑，
對於法律經濟學在兩岸三地生根和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法律經濟學或法律經濟分析，於六○年代興起於美國，成為當代顯學。熊秉元教授扼要說明法律經濟學的旨趣，回顧其發展歷史，並且引用不少英美法上的著名案例，說明如何以經濟上的效率來處理法律上正義的內涵，深具啟示性。
熊秉元教授試著於以平實、精確、有趣、深入淺出的文字，闡釋經濟行為、成本、物權、債權等概念的關係，建構一套嚴謹的經濟分析架構，用於討論正義、權利義務、債權物權等法律問題。這些問題的提出和處理方式，顯示經濟學上的效率和司法學上的正義確有密切的關聯，及互相啟發之處。作者簡介： 熊秉元
著名法律經濟學家。台大經濟系畢業，美國布朗大學取得碩博士學位後，返回母校；在台大經濟系暨研究所任教二十餘年，主要研究領域為法律經濟學和經濟學方法論。目前為（台灣）中國科技大學管理學院講座教授，並擔任浙江大學法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近年來在兩岸推展「法律經濟學」，漸有成果。兩岸四地大學的法學院裡，擔任講座教授的經濟學者，他是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
除學術論文外，出版過《燈塔的故事》、《尋找心中那把尺》、《大家都站著》、《我是體育老師》、《會移動的城堡》、《熊秉元漫步法律》、《法律經濟學開講》、《走進經濟學》、《吃魚的方法》等書，並曾在台灣《經濟日報》、《印刻文學生活誌》、《聯合報》、香港《信報》、和大陸《南方周末》等發表專欄。熊氏是經濟學家，也是散文家；在華語散文界，他與著名的經濟散文學家「頂俠」張五常並稱，有「巨俠」之譽。作品被知名文化評論家南方朔譽為「熊氏散文」，他的兩篇文章被選為台灣高職國文的課文；在華人經濟學界，獲此殊榮僅有熊氏一人。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台大法律系名譽教授 王澤鑑
法務部政務次長 林輝煌
東吳大學校長 潘維大
司法院副院長 蘇永欽 推薦
章節試閱
第八章 論桑德爾論市場
道理最好淺中求，真佛只說家常話。
經濟活動，你知我知
學術界裡的名人軼事，有些和金錢牽連在一起。諾貝爾獎得主薩穆爾遜（Paul Samuelson, 1915-2009）的《經濟學原理》（Economics），是經典，也是暢銷和長銷書。日文譯本的學者，單單是靠日文版的版稅收入，就成為小富。他用版稅買來的房子取名為「豪貴之宅」（The Royalty House）──一語雙關，名符其實！另一位學術界超級巨星，桑德爾當之無愧。他在哈佛的公開課程，透過電視媒體，享譽全球。他在韓國發表演講，是在能容納數萬人的露天運動場。他的收入當然也就和披頭貓王女神演藝界傳奇一般，屬於同一個級別檔次。相形之下，「超人」尼采曾經推出作品，首刷「四十」本。這種天壤般的差別，剛好和這一章的主旨相關。
另一方面，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對人類社會帶來巨大的衝擊。曾經有人比擬：把人類歷史看成一天，工業革命前有二十三個半小時；之後，才只有短短三十分鐘。可是，這半小時所發生的變化，卻遠遠超過前面二十三個半小時的總和！ 工業革命帶來的變化，可以從很多方面觀察。其中之一，當然是經濟活動和市場；工業革命使#大量生產#（mass production）成為可能，商品市場大幅擴充。利潤動機又滾雪球般地，引發一波又一波的發明、創造、市場╱商品化……在這個前所未有的大變局裡，市場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殆無疑義。
結合前面兩個因素（桑德爾和市場），就是這一章的背景。具體而言，桑德爾的近作《錢買不到的東西：金錢與正義的攻防》（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在很多國家地區，都高踞暢銷書排行榜。身為哈佛大學的講座教授，以政治哲學（political philosophy）為專業，桑德爾對市場提出質疑，對經濟活動提出反思，也對經濟學者提出忠告。
這一章將以桑德爾的論述為起點，在智識上往前推進。對於學術活動，一種比擬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另一種譬喻是，對同一座雕像，由不同的角度打鎂光燈，希望烘托出雕像較完整的神韻。這一章的性質，比較接近後者，原因很簡單：經濟活動，你知我知；市場的基本性質毋須透過《經濟學原理》，老幼婦孺皆知。對市場的解讀，不需要站在高處；對於觸手可及事物的闡釋，也毋須高論。道理淺中求，真佛只說家常話；多言無異，讓證據來說話！
桑氏論和論桑氏
桑德爾對市場（和經濟學者）的批評，不是藉著方程序或圖形，而是一些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例子。對於桑氏質疑的回應，經濟學者有禮有節、論述有據、毫無肝火！
桑德爾論
桑德爾論說的方式，脈絡很清楚：他先描述一些事實，而後從中萃取出一些深刻的觀察。書中的故事很多，兩個具體的事實，至少在經濟學界廣為人知。
首先，捐血救人在很多社會裡都是廣受讚美、眾人參與的懿行。然而，在很多社會裡，賣血換錢也是一直存在的事實。桑氏引述研究資料，清楚說明屢見不鮮的事實：在血荒時，如果醫療單位呼籲社會大眾捐血，往往有明顯而立即的效果。可是，在血荒時，如果醫療單位呼籲和徵求社會大眾賣血解困，不但效果不佳，甚至會導致捐血人數減少！
其次，他引述在以色列進行的小規模測試：托兒所放學時，往往會有父母遲到，增加托兒所行政上的負荷和困擾。後來，托兒所宣布新的措施：凡是遲到的父母，要繳款項若干，希望以價制量，藉著設置「罰款」，改善父母遲到的現象。沒想到，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罰款的措施公布之後，遲到的父母反而明顯「增加」！
由這些生動的事例裡，桑德爾歸納出市場（經濟活動）的兩點特質：第一，某些物品（東西），不在市場裡交易，性質可能很簡單；一旦進入市場，成為交易的對象，性質就可能發生變化。捐血賣血，是明顯的例子。第二，一旦讓金錢有發揮的空間，很可能就排擠或取代了道德。原先道德能施展的範圍，反而可能縮小、甚至消失──有了罰款之後，父母藉金錢而取得遲到的權利；原先守時、體諒托兒所的情懷，反而大幅萎縮。
除此之外，桑德爾還進一步發揮，對經濟學者提出忠告：市場裡的經濟活動（以及必然涉及的金錢），並不是「價值中立」的。市場和經濟活動與道德之間，有著微妙而重要的聯繫。對於市場和經濟活動所涉及的深層價值，經濟學者值得轉向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當然，意在言外的是：道德，是人類社會的基礎，在市場和經濟活動裡，也應該（或更應該）受到重視。
論桑德爾
桑德爾的故事未必是向經濟學者叫陣喊話，可能還有其他主要目的：展現自己的聰明博學、增進讀者對市場的了解、維持本身的市場價值等等。然而，直接間接，經濟學者覺得如鯁在喉，有話要說；因此，桑氏的書引發經濟學者一連串的回應，最有代表性的，是倫敦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貝詩禮教授（Timothy Besley）。他的主要論證，可以約略總結成幾點。
首先，貨幣金錢和買賣交易，會改變東西（物品）的性質，符合常情常理。送病人一束鮮花，和送一張百元面值的購物券，感受不太一樣。捐血和賣血，情況類似。然而，面對血荒，一種方式是道德勸說，鼓勵民眾捐血；另一種方式，是提供買（賣）血的資訊。即使買（賣）血的訊息會令一些潛在捐血者卻步，如果血荒持續，價格提高，效果未必比道德呼籲來得低。原因之一，是金錢貨幣很容易轉換成別的價值，而別的價值（包括道德）之間，不一定容易轉換。就公共政策而言，很多時候金錢貨幣這種價值，效果直接而明顯：呼籲駕駛人遵守交通規則，和增設監視器及違規罰款，兩者之間的高下如何，毋須多言！
其次，經濟分析的邏輯性很強，因此分析問題時，往往先針對一個因素考量： 當這個因素改變，而「#其他條件不變#」時，情況會是如何？「價格上升，需求量減少」，是經濟學裡根本而重要的「需求定律」，普遍成立。以色列托兒所推出「遲到罰金」，遲到的父母反而增加，看起來違反需求定律，實則不然，因為「其他條件」已經改變。對於遲到的父母而言，原先是藉交情請托兒所幫忙；萬一有差池，自己要承擔相當責任。遲到變為付罰金之後，情況變成一種契約性關係： 父母付錢（罰金），托兒所照顧幼兒。托兒的責任已經由父母身上，轉移到托兒所身上。因此遲到的父母增加，完全合於情理。值得進一步追究的是，如果罰金繼續增加，到何種程度，遲到的父母會開始減少？這時候，需求定律再次以簡單直接的面貌出現。這些考量，在後續的研究中都已經得到證實。
再其次，對於「市場」，許多人提出許多質疑；特別是援用道德，在道德的量尺上對市場作出價值判斷。經濟學的核心觀念之一，是「成本」；用白話文表示：運用資源（做事情）有很多方式；不採取這種方式，替代方案（機會成本）是如何？換句話說，桑氏指謫以「市場」運用資源，有可議之處。這種指責只是故事的一半；另外一半，是除了指責，能負責地提出有效的「替代方案」。眾所周知，「市場經濟」的替代方案，是「計畫經濟」。在理論上的論對，容或有孰優孰劣的未定之論；讓證據說話，蘇聯體制崩解，社會主義國家紛紛轉向，開始走資擁資，是最好的說明。
最後一點，是論述的方式，也就是涉及了方法論。經濟分析已經有一套眾議僉同的基本架構；在理論或實證上，循序漸進。然而，桑氏的論述，最多只算是個案研究。既沒有揭櫫一以貫之的分析方法，也沒有論證：在哪些條件下，市場會對道德帶來衝擊？就嚴謹性和一般性而言，桑式的論述還有很多待填補的空間。當然，一部作品所應承擔的責任有限，桑氏能引發大家（特別是經濟學者）的思維，已經是重大貢獻。他作了很好的引言，後面的篇章顯然還有待來者！
論市場
前面一節分成兩部分，分別是：桑德爾論和論桑德爾。主要是整理和總結，回顧已經有的論述。這一節開始，將另闢蹊徑，針對「市場」和「道德」，由不同的角度打出鎂光燈。這一節的重點，是闡釋市場和經濟活動的意義；下一節的重點，則主要是把市場和道德聯結在一起。
一葉可以知秋，桑德爾的書名《錢買不到的東西》，已經隱含對經濟活動和市場的質疑。貨幣和金錢是經濟活動的媒介和成果，卻不是萬靈丹，確實如此。可是經濟活動和市場的正面意義，也值得仔細琢磨。具體而言，經濟活動和市場，特別是工業革命之後，對人類社會帶來巨大的衝擊。主要的幾點正面意義，可以簡單闡釋如下。
首先，在傳統封建社會裡，財富主要是靠世襲、爭戰或掠奪而來。工業革命之後，大量生產使經濟活動大幅擴充；中產階級形成，人類的生活品質不斷提升。這一切鉅變，都是環繞著市場。稍微詳細一些：工業革命帶來量產，而量產使經濟活動蓬勃發展。透過市場的交易，買賣雙方互蒙其利。在供給面，隨著市場規模的擴大，企業家得到可觀的利潤；利潤再投入研發和生產，創造更多的利潤。在需求面，隨著商品種類的多樣化和價格的普及化，消費者有能力購買更多的產品。經濟活動的內在動力，使市場的範圍（深度和廣度）一波高過一波。
中產階級快速形成，生活水準、醫療衛生教育等各方面，都有長足的進展。毫無疑問地，隨著物質條件的改善，人的尊嚴也普遍上升。這是不爭的事實，主要的驅動力，是人們改善自己、追求利潤的動機；而透過的媒介，就是經濟活動和市場。
其次，經濟活動和市場有很多特質，利弊參雜。為人詬病之一是，市場交易必須是有生產力的人才能參與。對於身障智障等弱勢群體，不具備生產力，自然不能享受經濟活動的果實。這是事實；然而，隨著中產階級的擴大和財富的累積，國家所取得的稅收也愈益可觀。透過各種公共政策，弱勢群體的福祉，事實上得到前所未有的照顧。小事一樁，可以透露許多訊息；目前，在任何稍有規模的城市裡，人行道上都鋪有盲人磚。三、五十年前沒有導盲磚，但是三、五十年前的盲人必然更多，主要是衛生醫療條件使然。因此，隨著經濟活動的進展，不但中產階級（社會的主流價值）福祉增加，弱勢群體（各種小眾文化）也得到前所未有的照拂。
再其次，#伴隨著經濟活動和市場不斷擴充，人們的理性程度也逐漸增加#。這是微妙、重要、而一直被忽視的一點，值得仔細琢磨。具體而言，先想像一個傳統的農業社會，春夏秋冬，周而復始；婚喪嫁娶，各有所依。無論農事與否，生活裡的大小事項，都有歷代相傳、眾人所知的風俗習慣。只要遵循風俗習慣，每個人都不需要動太多的腦筋。而維繫風俗習慣的，正是道德上的對與錯，以及對應良心上的自我（內在）和他人（外在）獎懲。因此，在一個傳統社會裡，個人行為所依恃的，主要是風俗習慣、遵循與否的決定，以及對應的獎懲。既然風俗習慣的維繫和道德密不可分，傳統社會裡充斥著是非對錯的價值判斷，也就不足為奇：遵守老祖宗世代相傳的作法，是對的；違反眾議僉同的規矩，是錯的。每個人所面對的選擇，是對與錯之別；個人自主思維的成分小，風俗道德主導的成分重。
相形之下，現代社會的市場經濟，一個人走進超市，看到可口可樂一瓶十五元、百事可樂一瓶十六元、七喜汽水一瓶十七元（或相反），選哪一種飲料全憑個人好惡，和對錯無關。同樣道理：由北京到上海，可以搭飛機、自己開車或坐高鐵；看各人情況，可以有不同的取捨，沒有所謂對錯可言。而且，生活裡觸目所見、俯首可拾的，是各種直接間接、明白隱晦的「價格」：出租車公車電動車或自己開車、公立學校或私立學校、才藝班補習班家教等等。每個人根據自己的情況，斟酌損益，作出對自己而言「較好的」取捨，沒有太多的風俗習慣可以依恃；和對錯無關，更和道德高下無涉。連帶地，每個人逐漸習慣的，是良窳高下的思維，而依恃的參考座標，是環境裡生活中無處不在的各種訊息。人，不再跟著風俗習慣走，而是跟著自己的取捨走。日積月累，思考判斷的能力增加，理性的程度上升。毋庸置疑，這種悄然發生的變化，和經濟活動與市場密不可分！
再進一步，市場裡經濟活動的特質，是一元一票；有多少錢，「講多少話」。經濟發展之後，中產階級先享有經濟權利，而後自然而然地要求政治權利。一人一票，已經逐漸成為普世價值；這種思維，與其歸因於「民智大開」，追根究柢，不如歸諸於更根本的「經濟權利推動政治權利」。民主化和市場化，不是一體兩面，而是先後之別、相隨而至。先有市場化，才引發民主化。而且，有了經濟基礎的民主化，才可長可久。根據實證研究，當每人國民所得超過八、九千美元時，民主化將穩定而不可回逆；相對地，當每人國民所得還不到八、九千美元，自由選舉和民主化，往往如曇花一現；很快地又回到強人政治、部落族群傾軋或內戰。八、九千國民所得隱含的，是相當程度的法治，以及民眾普遍的理性思維！
市場與道德論市場
桑德爾主要的論點之一，是金錢╱經濟活動╱市場，會排擠、乃至於影響道德。這個立場和兩個論點有關，值得標明：第一，道德是先於金錢╱經濟活動╱市場而存在的，而且值得維持；第二，以道德來評斷金錢╱經濟活動╱市場，是合情合理的。對於這兩個論點，可以依次分析，闡明原委。
首先，雖然在很多論述裡，都把道德當作前提；道德似乎是與生俱來，人類品德心智的表徵。然而，由進化╱演化的角度看，道德是人類經過長期的生存繁衍，發展出來的一些特質。一言以蔽之，道德是一種工具性的安排，具有功能性的內涵。譬如，在極區生活的人，培養出不動怒的「美德」，因為動怒容易引發摩擦衝突，不利於極地生存。還有，在艱困條件下生活的群體，具有勤勞儉樸的「美德」，因為不勤勞節儉不足以存活繁衍！
其次，抽象來看，道德是一種人類所發展出的工具；既然如此，工具不會一成不變，而是會與時俱進，呼應環境裡條件的變遷。如果某種道德消失或減弱，很可能是兩種原因所造成：原先所需要發揮的功能，已經不再重要；或者，原先所發揮的功能，已經由其他的方式（其他的工具）所取代。譬如，傳統華人社會一向是數代同堂的大家庭，但是大家庭所隱含的功能──農事上生產、消費、儲蓄、保險上互通有無──在現代工商業社會已經式微。還有，傳統社會裡守望相助的「美德」，在現代都會區、公寓大廈的生活形態裡，已經被保全公司和物業管理人員所取代。
再其次，道德和市場之間的關係，有一點像#動態的聯立方程序#（dynamic simultaneous equations）：彼此互動、相互影響、相輔相成、緩慢變化。借用諾貝爾獎得主科斯的名言：兩者之間，互為因果（a reciprocal causal relationship）。既然如此，由道德的角度臧否市場（經濟活動），並不特別持平合理。因為對於同樣的問題，完全可以由另外一個角度論證：市場（經濟活動）是主導社會的重要驅動力，適合市場的道德是什麼？或者，由一個較高層次來考量：道德和市場這兩者，「較好的」、#彼此相容的組合#（compatible combination）是如何？這時候，什麼是「較好的」，顯然不是簡單的問題；把道德當作立論的起點、當作價值判斷的依據，似乎有點捉襟見肘、進退失據！
由這個論點，自然轉到了方法論上的考慮。經濟分析，在相當程度上不涉及價值判斷。對於社會現象，經濟學者由旁觀者的角度，先歸納出主要的#規律性#（regularity）；而後，當其他條件改變時，結論自然隨之變化──先分析一般情況，再考慮特殊、個別的情況。經濟分析的架構，至少在核心的部分，經濟學者眾議僉同、爭議不大。相形之下，對於道德和市場的相對關係，桑德爾（及其他政治哲學、道德哲學家），並沒有完整的理論架構。有點的智慧，卻沒有一以貫之的分析。法學宿儒波斯納曾有一書名為《解構道德哲學和法學理論的困境》（The Problematics of Moral and Legal Theory）；顧名思義，法學理論一向以道德哲學為基礎，他卻提出根本的質疑。關於桑德爾以政治哲學來臧否經濟活動╱市場，也可以類似的回應！
持平而論，在宏觀的層次上（macro level）看，經濟活動和市場這兩者，為人類社會帶來極其可觀的福祉；桑德爾指出的問題，是微觀層次上（micro level）上的缺失（？）。與其採取「一葉知秋」式的論斷，不如瞎子摸象式的，多收集資料，盡可能有意識的避免見樹不見林、以偏概全、只見輿薪！
市場與法律
由人類發展的過程著眼，道德在原始和初民社會就已經存在，遠遠早於經濟活動（以物易物）和市場。同樣地，法律的出現，也早於經濟活動和市場；原始和初民社會裡，法律已有雛型，可以維持秩序、處理紛爭。因此，由法律和經濟的聯結，可以為桑德爾所關心的議題，打出另外一盞鎂光燈。
經濟活動與法律
經濟活動和法律之間，當然也是彼此互動、相互影響的關係。
兩點事實，可以清楚地勾勒出兩者間密切的關係。
在工業革命之前，至少在英國法庭裡，封建貴族的影響力極其顯著。在產品責任（譬如，汽水瓶炸傷消費者）的官司裡，廠商（通常和封建貴族階級關係密切）的利益，往往是法庭裁決時的關鍵考量。然而，隨著工業革命和大量生產，中產階級逐漸形成，他們的利益慢慢成為主導判決的考量。無過失責任（廠商責任）等法原則，應運而生。經濟活動的權益，先影響政治過程在立法上的取捨，進而影響司法實務上的裁量。
另一方面，實際資料一再證實，隨著經濟發展，所得水準上升，涉及暴力的刑事案件減少；在絕對和相對的比例上，都明顯下降。主要的解釋是，經濟條件改善，大家日子好過，犯罪的機會成本上升，何必自找麻煩！然而，涉及經濟活動的犯罪（詐騙、網路等）卻明顯上升。顯而易見地，傳統的刑事偵察，無論在學理和實務上，都出現相當的落差。因此，無論在立法或司法上，以及對應的法學理論，都會自然而然地與時俱進，隨之而變。
經濟分析與法學
當經濟活動的地位無足輕重時，不會衍生出一個學科。經濟學的誕生，一般以一七七六年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為起點。而後，隨著經濟活動日益重要，經濟學也快速發展，有了長足的進展。一九六八年，瑞典諾貝爾獎委員會設置了諾貝爾經濟獎，標誌著一個重要的里程碑；這是社會科學裡，唯一有諾貝爾獎的領域。
在性質上，經濟學是一個實證性的學科；由實際的經濟活動、生產消費、買賣投資、市場信貸等等，歸納出經濟活動的規律性。一九六○年前後，經濟學者發現：主要的經濟活動是買賣交易，而買賣交易所隱含的，是利益（資源、價值）的交換、處置和流動。因此，如果把人際交往涉及的情感、名譽、權力、權利等等，也看成是抽象的資源（價值、利益），經濟分析的架構就可以援用無阻，一以貫之。一旦智識上跨出這一步，經濟學對其他社會科學（社會、政治、法律）就長驅直入，攻城掠地，成為「社會科學之后」，也得到「經濟學帝國主義」的毀譽！
就法學而言，一向和道德哲學密不可分，本質上有濃厚的規範性。經濟分析對法學的影響，主要是方法論上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為法學理論提供了一個穩固而有說服力的實證基礎。由兩個具體事項中，可以稍稍窺豹。第一，傳統對於權利（right），法學幾乎全都是規範式的立場──自然法和天賦人權，人應該擁有哪些權利。相形之下，經濟分析採取的立場是，讓證據說話：真實世界裡，不是天賦人權，而是「人賦人權」──通過某種方式，人們決定一個人擁有哪些權利、又有多少的權利。而且在取捨時，是由社會的角度著眼：對社會而言，長遠來看擁有哪些╱多少權利，是比較好的？
第二，雖然權利的問題看似簡單，其實觸及法學根本的價值──正義。追求（公平）正義，似乎是法律學者毫無疑問的目標。然而，追根究柢，和其他道德一樣，正義是一種工具性的概念，具有功能性的內涵。正義，是由初民原始社會裡孕育而出，主要功能是善後和除弊。民法刑法的根本精神，也就是捍衛和實現這兩種價值。可是，隨著經濟活動的發展，交易的方式和媒介日新月異；相應法律的功能，顯然不再是以除弊為主，而是在於興利：採取哪種法律（遊戲規則），可以使經濟活動如活水般，一波波源源不絕。法律所追求正義的身影，愈益模糊；法律興利的功能和責任，愈益明顯。
因此，雖然相對於法學，經濟學是一門年輕的學科，但因為性質使然，已經對傳統法學帶來巨大的衝擊。經濟分析為法學的工具箱裡，添增了新的工具，也正逐漸在改變法學的根本性質。對法學而言，這既是挑戰，也是機會！
結論
前言中提到，尼采出版名著《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時，初版是四十冊。桑德爾的《錢買不到的東西》，初版譯成各種文字，銷量大概在四十後面要加五個零！桑德爾的名譽財富、理念教誨，透過「市場」影響世界各地以百千萬計的讀者。而他的賣點之一，是「市場」有（道德上的）問題；這似乎有點反諷，至少是黑色幽默。
然而，跨過這個稗官野史的「也是一說」，桑德爾的論點值得嚴肅以對。對於他的質疑，本章嘗試由不同的角度打出鎂光燈，希望能更完整地烘托出主題的全貌。主要的論點可以簡單歸納如下：經濟活動和市場，是運用資源的方式，價值判斷上利弊參雜。然而，工業革命後，經濟活動和市場的大幅擴充，改善人類社會的生活品質，提升人類的尊嚴，照拂小眾╱非主流文化。更重要的是，使人類的理性程度提升，直接間接支持民主政治制度的發展和延續。
在較抽象的層次上，市場和道德是彼此影響的。以現有或既有的道德評斷市場，並不合理；更根本的問題是：兩者之間，彼此相容的組合是什麼？由經濟活動衍生出的經濟分析，已經發展出完整的理論架構，可以為歷史更悠久的法學注入新的養分。同樣地，對於道德本身，經濟分析也可以仔細分析檢驗；道德可以不再是討論問題時，未經檢驗和視為當然的起點。和法學一樣，道德本身也值得深究，而經濟分析或許可以價值中立地貢獻一得之愚！
桑德爾向經濟學者提出邀請，希望經濟學者關注道德哲學╱政治哲學。道德顯然是一個有挑戰性的研究課題，經濟學者盍興乎來？或許，經濟學者早已耕耘多時，也早已有豐碩的成果，只是還沒有充分地市場化、貨幣化？！
推薦序
以較少的成本、更大的財富實踐法律正義／王澤鑑
熊秉元教授多年前撰寫《熊秉元漫步法律》一書，闡釋經濟學與法學的關係，對於更新法律教育，開展法經濟學的教學研究，做了奠基性的工作。本書《正義的效益》在既有的基礎上，累積新見，文字依然優雅，方法上再上層樓，內容益為豐富，法律案例的分析甚為透徹，更進一步深化了法經濟的理論。
本書的重點在於論述經濟學上交易成本、財富極大化、外部性等基本概念對法學研究、實踐公平正義的功用，並就「買賣不破租賃」（民法第四二五條）、果實自落於鄰地應否屬於鄰地所有人（民法第七九八條）做了精闢的解說，尤其是以時間差距說明為何要區分物權和債權，最具啟發性。值得再深入探究的是法經濟學在法律適用的實踐（包括法律解釋及法之續造）。
熊秉元教授再三提出，經濟學能否斷案的關鍵問題，並就若干民事案件及刑事案件詳為論證。在實務上，以經濟效益作為裁判理由，亦屬有之，例如在認定侵害他人名譽權阻卻違法性的合理查證義務時，法院亦將「查證時間、費用成本」列入考量因素，但多未做深入的分析。法律適用係採三段論的邏輯形式，而以評價為核心，長期以來建立了法律解釋方法（文義、歷史、體系、規範目的），如何將經濟上的成本效益融入根深柢固的思維方法，特別是運用規範目的的解釋，有賴於法學者與經濟學者共同努力，相互溝通，建立方法論的共識。熊氏法經濟學提供了一個具有發展性的平台。
值得特別提出的是，熊秉元教授以經濟分析的方法，評論大陸學者關於社科法學與教義法學的爭議，肯定法教義學（法釋義學）與社科法學具有相對關係，前者使日常操作的成本較低，後者有助於對法學有更完整而深入的掌握；在面對變動、日新月易的環境，可以從容因應，論述有據。此項卓見，可作進一步的延伸說明。
法學，簡單言之，就是法教義學。法教義學具有四個重要功能：一、體系化功能：有系統地整理分析現行法的概念及價值體系，並在整體上把握具體規範間的關連，便於講授、學習及傳播。二、穩定功能：為司法實踐及特定裁判提出適用的法律見解，期能長期間影響同一類型判決，形成普遍實踐原則，以強化法院裁判的可預見性及法律安定性。三、減輕論證負擔功能：為特定法律問題，提供可供檢驗、具說服力的解決方案，得以減輕法學研究及法院裁判論證上的負擔，不必凡事都要重新討論。四、修正與更新功能：法教義學所提出關於法律解釋及法律續造的原則，具有調節各個制度發展的作用，但不應拘泥於向來見解。為適應社會變遷，應為深刻的批評創造條件，發現矛盾，解決衝突，探尋符合體系的新的合理解決方法途徑，而能有所革新進步。法教義學為法學研究及法律實踐，儲存多樣可供選擇的法律見解（信息），開展新的思考方向，體現法學的任務。在台灣，對社科法學與教義法學的協力關係，具有一定程度的共識。在大陸，社科法學有助於瞭解變動中的中國社會與法治建設，至屬重要。法教義學建構一個可供實務操作的理論體系，更為迫切。
本書引用 Posner 的名言，強調正義的實踐須要成本。台灣民法第二一八條規定：「損害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所致者，如其賠償致賠償義務人之生計有重大影響時，法院得減輕其賠償金額。」學理上有認為本條規定體現保護賠償義務人生計的「社會正義」。在實務上，鮮少有適用本條的案例，其理由之一應係法院在個案依職權審究本條的適用時，須要使用有限的司法資源；當事人聲請法院減輕賠償金額時，須負舉證責任，成本甚高。法律上許多制度及規定的適用，有待從事實證研究，法經濟學應可提供理論架構及應用方法，而擴大其研究領域。
美國著名的聯邦最高法院法官 Holmes 在上個世紀之初曾特別指出，「二十世紀的法律人不是研究白紙黑字的人，必須通曉統計學及經濟人，否則將有害於社會。」筆者早年前曾應美國紐約人口局之請，撰寫「法律制度與家庭計畫」，希望藉助成本效益，影響生育行為。後來因為此項研究計畫，應聘擔任行政院研究考核委員會委員，委員中有多位著名的經濟學者，對任何問題皆能從效率與成本的觀點表示意見，令人欽佩。某位擔任政府要職的經濟學者曾對我說：「學習法律的人，擅於解析條文，但對於理解社會問題及公共政策，顯有不足。」其後有機會隨同當時財政部長李國鼎先生參加一九七○在哥本哈根舉行的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年會，李先生對我表示：「您擔任台大法律系系主任，應特別重視法律與經濟學的教學研究，培養懂得財經的法律人才，這是台灣未來發展的重要課題。」在台大法律系陸續開設了財經課程（包括勞工法、稅法、國際貿易法、法律會計等），增設財經法學組，並由熊秉元教授講授法經濟學的課程，培育兼具法律思維與經濟分析能力的法律人，對台灣社會經濟發展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近年來，熊秉元教授在海峽兩岸推廣法經濟學，舉辦各種營隊，向下紮根，遍地播種，逐漸開花結果，共同努力，以較低成本強化兩岸交流，以極大化的財富來實踐法律正義，促進法治的繁榮進步。
本文作者為台大法律學院名譽教授
經濟方法是司法實務的具體工具／潘維大
熊秉元教授是本人多年好友，所學雖然為經濟學，但對於將經濟學的分析方法運用在法律中，熊教授可能是台灣最主要的推動者。熊教授本身出版過非常多的文章與書籍，在經濟領域裡面，我讀過《燈塔的故事》、《大家都站著》；對於熊教授能將經濟學以說故事的方式清楚描述，實在令人佩服萬分。後來又讀到他的大作《熊秉元漫步法律》，在書中亦承其寫經濟學之筆調，以說故事的方式，淺顯易懂的流暢文字，將經濟學分析法學說明地淋漓盡致。有機會看到他這本新著《正義的效益：一場法學與經濟學的思辨之旅》，能先睹為快甚為幸運。
本書中仍然秉持其一貫之筆調，將法律之經濟分析，從開始至其開展茁壯的歷史沿革與重要人物等在書中皆有引介。讀完這本著作之後，可清楚瞭解熊教授除了引介經濟學之分析方法到法律中，亦特別強調這些經濟方法不僅僅是說明而已；在司法實踐中使用經濟學方法，更是一種具體方便的工具。本人對此見解深表認同，近十幾年來台灣法學界亦受到經濟學分析方法的重要影響，雖然出現在實務判決中仍屬不多，但在教學中已經常成為法學院課堂中的討論焦點。
對於使用經濟學分析方法於具體案件，美國司法界已行之多年，經常於一些突破、有開創性的見解中，看到美國法官以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來說明或支持其判決；例如，七○年代美國有一種防止流產的藥物 DES，在那個年代為美國懷孕婦女普遍服用的藥物，不料後來證明此種藥物會使懷孕婦女的胎兒，尤其是女性胎兒之生殖系統產生病變；但胎兒成長後，發現此種損害至少都是十幾年之後。且由於 DES 藥物是學名藥，無專利保護，因此全美生產此種藥物的藥商超過兩百家。雖然已知是此種藥物造成生殖系統病變，但母親服藥當時究竟是哪一家藥廠所製造的，在十幾年後鮮有能提出證明者。當受損害人向法院提出告訴時，起初法院很容易以罹於時效與無法證明究竟是誰為加害人為由，駁回原告之訴。但由於此種受害者為數眾多，得到輿論及大眾的支持，認為原告應該得到損害賠償。
當法院面對此種輿論，究應如何判決以維持固有之法律系統與制度，但亦維持人民對法律之感情，實為兩難。加州最高法院從現有法律制度及判決先例中，試圖尋求解決之道，但最後都認為無法適用於本案；此時，法院以一種新的分析方法面對此案件，提出一種新的理論來解決問題。加州最高法院認定：第一，當一個無辜的原告與一個具有可責性的被告間，誰應該承擔賠償責任；第二，當事人之間誰最具有能力分散風險；第三，當事人之間誰比較具有賠償能力。從以上三點來看，答案已呼之欲出。當然是具有可責性的被告應該承擔責任，當然是藥商較具有能力分散風險，也當然是藥商較有能力承擔損失。
因此，法院最後的結論創造出市場占有率理論（Market Share Theory），以母親服藥當時的兩百家藥廠所出產 DES 藥物的市場占有率，來決定各個藥廠應該承擔的賠償比例。此種市場占有率理論，在法學理論中不但是前所未聞，而且就法律體系而言也無法推理出、准用出此種規則，可說純粹是法官的自由創作發想。但從經濟分析角度來看，此種結論甚為符合經濟學的基本原則，因為是以最小的支出成本達成效益最大化的結果。並且，每一家廠商僅就其市場占有率來決定其賠償比例，而不是以連帶賠償的方式作認定。對於這些藥商而言，亦沒有過大的負擔；蓋其以此種藥物賺取利潤，占有率愈高則其利潤愈高，故由其市場占有率來決定其賠償比例，符合一般民眾法的感情。
非常同意熊教授在書中最後所講述的論點，他主張「先瞭解社會，再瞭解法律」，此種說法與本人的想法不謀而合。本人一向認為法律是工具，而此種工具使用的對象是整個社會，是希望以法律工具創造出公平合理的社會，使每一個人在其中能有最大的發揮。使用法律工具之前，當然要清楚瞭解工具使用的對象。真正瞭解社會之後所看到的法律，就不僅僅是白紙黑字的文字，而是文字之後有血有淚的事實。如此讀法律才會有使命感，而不會落於僅僅會使用法律的法匠之流。
本文作者為東吳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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