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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碟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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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編號： | DCB7990 | |
| 商品名稱： | 現代性的魅惑：修澤蘭與她的時代 出版公司:典藏藝術家庭 作者:殷寶寧 類型:建築設計 PDF電子書 繁體中文版 | | | 語系版本： | PDF電子書 繁體中文版 | |
| 運行平台： | PDF電子書,沒有任何平台限制,終身使用 | |
| 更新日期： | 2025-09-01 | |
| 光碟片數： | 1片CD光碟 | |
| 銷售價格： | $100元 | |
| 熱門標籤： | 現代性的魅惑
修澤蘭與她的時代
典藏藝術家庭
殷寶寧
建築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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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性的魅惑：修澤蘭與她的時代 出版公司:典藏藝術家庭 作者:殷寶寧 類型:建築設計 PDF電子書 繁體中文版
商品資料
作者：殷寶寧
出版社：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9-11-20
課程類型：建築設計
ISBN/ISSN：9789579057523
內容簡介
臺灣第一女建築師修澤蘭──
超越時代的建築先驅者
修澤蘭是臺灣戰後重要的建築師之一，作品具高度表現性與雕塑性。設計作品類型多元，包括學校、教堂、火車站等，最膾炙人口的代表作為陽明山中山樓、花園新城與衛道中學聖堂。
中山樓以當權者屬意的「宮殿式建築」受矚目，深獲蔣介石夫婦肯定，卻也被貼上保守、「御用建築師」的標籤。她在烏來山區開發的花園新城，則是臺灣第一個訴求良好品質與服務機能的山坡地住宅社區，極具前瞻性與時代指標意義。執業生涯中大量承接的校園建築更是其建築實踐中不可抹滅的紀錄。景美女中、彰化師專、臺中師專、高雄師專、陽明高中、虎尾女中、蘭陽女中、中山女高禮堂、高雄女中圖書館、臺北女師專……儼然成為戰後臺灣邁向現代化過程中，打造中小學校園景觀與形貌的要角。
本書以文獻、圖面資料和訪談為基礎，建築學者殷寶寧歷經十多年書寫，從修澤蘭的個人生命史詮釋其建築實踐的表現形式、建築風格與意義內涵，並試圖在以男性建築師為支配性地位的建築專業領域裡，尋覓女性建築師的身影與作品軌跡，重新檢驗歷史觀看角度，並重構其作品之歷史性與時代意義，同時提出對臺灣當代建築現代化論述貧瘠的反思。
修澤蘭為臺灣留下的珍貴資產，是禮物，更是讓我們得以透過追求現代化之夢，回顧戰後以降，臺灣整體建築發展的歷程，以及在建築文化嬗遞中，來思索我們究竟是誰。作者簡介： 殷寶寧
臺北出生。現職為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曾任職於教育部、國家教育研究院、財團法人中央廣播電臺、真理大學。主要研究專長包括建築與文化研究、性別研究、都市研究等。陸續於淡江大學建築技術學系、臺北科技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臺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等教學單位擔任兼任師資。參與創設歷史資源經理學會、建築改革合作社等專業社團。
目前為中華民國文化研究學會理事長。出版專書：《情欲、國族、後殖民：誰的中山北路？》、《性別與設計：建築與女性主義的邂逅》、《淡水文化地景重構與博物館的誕生》。
可能因為偶然發現出生地址是臺北舊城牆遺址，曾經就讀的小學，竟然有著「大稻埕第二公學校」的昔日校名，開始對事物／空間／建築的存在與否，與其歷史價值和意義之間的不對稱關係產生諸多疑惑與好奇。修澤蘭建築師半世紀前留下的知名建築中山樓，歷史詮釋已經完全改變。眾多人最懷念的聖堂建築當年被無情拆毀，如今校友想集資重建。號稱臺灣第一女建築師卻沒有留下太多的紀錄，太多問號與論述間的矛盾，引發了這個斷斷續續難成篇章的漫長研究過程，只好繼續發問與疑惑著。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王志弘（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阮慶岳（建築評論家、小說家）
范巽綠（教育部政務次長）
夏鑄九（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名譽教授）
孫全文（成功大學建築系名譽教授）
黃光男（前臺灣藝術大學校長、前行政院政務委員）
華昌宜（王大閎建築研究及保存學會名譽理事長、前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教授）
郭中端（中冶環境造形顧問公司代表）
郭瓊瑩（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系主任兼所長）
張清華（九典聯合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師）
章節試閱
第一章 打造現代住宅之夢：花園新城
1983年7月18日的報紙，刊登了花園新城主辦「暑期歡樂兒童郊遊寫生比賽」活動的新聞。這個活動由今日百貨公司與花園新城主辦、民生報協辦，有五百餘名國小兒童參加，在花園新城社區裡，歡度了愉快的假日。根據報紙的描述：「主辦單位為使此次活動盡善盡美，花園新城動員了數百位的員工支援，負責小朋友的接送、便當、寫生事項，今日公司則贈送畫紙、蠟筆（或水彩顏料）一盒，遮陽帽、餅干、飲料等。花園新城的負責人修澤蘭女士，為了讓小朋友吃得飽，吃得好，事前均親自檢查，嘗試便當的飯菜，並派員工親送到每一位小朋友手中。」此外，「寫生後的郊遊時間內，小朋友盡情的在新城內騎馬、溜滑梯、遊戲。下午一時正，接送專車一一將兒童、家長送回臺北，此次的寫生比賽始告結束。」
這幾段報導文字描述出來的景象為：這個精心規劃的活動，接送孩子與家長，在山上寫生後，盡情玩樂，吃完午餐後，再由專車送回臺北。花園新城動用大量員工支援活動，並且有著非常詳盡的企劃和細節執行。修澤蘭女士關心小朋友是否吃得好，還要親自檢查，嘗試便當菜色。最後，則是讓小朋友在花園新城裡盡情地遊戲玩耍，在當時臺灣的兒童樂園等遊樂設施相當有限的社會情境中，孩子們可以在這裡騎馬，毋寧是一種相當高級而少見的休閒活動與「奢侈」。
這個寫生活動的獎金也相當優渥。第一名有價值五千元的禮券。第二三名依序為三千與兩千元。這樣高額的獎金，在當時平均國民所得每人每年為十萬元新台幣左右，的確是非常大手筆。也就是說，觀察這個活動訊息，凸顯出當時花園新城有著主動出擊的行銷概念，邀請家長帶著孩子，透過文化藝術活動的參與，在山上規劃良好的社區環境中，陶冶心性，接觸大自然，並且享受主辦單位精心體貼的服務。
「花園新城」是修澤蘭送給1970年代前臺灣社會的一份心意與禮物。但這個情意深重的禮物，也是拖垮修澤蘭專業生涯的人生重擔。當時的社會，對於這個從未經歷過的山坡地住宅社區的整體開發，伴隨著高級賓士交通車的社區巴士接送服務，以及有著小型摩天輪的兒童樂園，充滿好奇，夾雜著崇拜與敬佩，也可以感受到這個住宅類型的開發，兼顧了居住與休閒度假的兩種生活型態想像，更意涵著臺灣社會的「摩登」與「進步」。例如，前中研院長，教育部長王世杰先生曾經在其1973年1月7日的日記中紀錄：「今日（星期日）偕德華及紀五、忠琳往新店附近參觀『花園新城』。此為中大建築系畢業之女子修澤蘭所開建，地區風景確極優美，交通亦已完善，建築房屋亦兼適住家及休假之用。以一女建築師能于數年間軔此新社區，殊為難得，可以鼓勵一切有企業心之新人。惟聞其用款多而措款艱難，有被香港中共間諜引誘，其夫已被判徒刑，身羈縲絏，不免使人慨歎。」
「花園新城」固然有著臺灣第一座山坡地住宅開發，第一座社區型住宅等等的稱號，說明這個開發案的時代前瞻性。但也正因為沒有前例可循，一切開發推動工作，都是修建築師團隊秉持理想，一路摸索向前。不擅於經營開發建設案，整體開發耗費金額龐大，相關法令闕如，無所依從，也就形同可能處處「違法」。翡翠水庫開闢的禁建和相關管制，成為壓垮修澤蘭公司財務的最後稻草。使得該社區迄今仍留有許多如自來水管線等問題尚待解決。
然而，若上網查詢資料，收集社區居民的經驗，以及檢視從花園新城開發以來的諸多故事，可以發現，在地居民對社區環境的珍視與情感似乎是一般住宅社區難以企及。對社區故事如數家珍，周遭環境累積豐富生態多樣性的認同等等，加上早期許多藝文界人士住在這裡，留下許多珍貴的文字書寫與紀錄，實充分表徵出當時修建築師規劃花園新城時，即是為了在城市中創造與大自然融合的良好居住環境的努力：精心設想每一棟住宅的位置、設計與高差，讓每一戶都可以享受山嵐美景，甚至在訪談時曾聽到一種說法：為避免如同臺灣其他山地會出現的墓葬景觀，修建築師買下了花園新城對面的山坡，以確保美景永存。
再從社區整體空間計劃來看，社區內設置了超市、兒童樂園、老人住宅、教會、活動中心、游泳池，球場等公共服務設施，在1960年代末，修建築師超越時代的視野，再次提醒了現代主義建築運動隱含的社會主義血統，期許建築專業者能以其圖紙畫布和營建技術，為廣大社會階層提供合宜的居住環境，確保環境品質不被破壞或汙染的理想。而從較少被關注的，家務勞動與性別分工的課題來說，這裡也凸顯出住宅與婦女性別社會角色、家庭照顧與有薪勞動兩端的緊張，如何得以透過良好的住宅社區規劃能夠略加化解。凡此種種課題與討論角度，似乎都是臺灣過往住宅社區開發較少碰觸的議題。因此，本章欲以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理論架構，以辯證花園新城的生成與時代意涵。
列斐伏爾與空間生產理論
「空間生產」（the production of space）這個字詞看似凸顯出空間的動態變化關係，但更重要的在於其關注於不同向度來理解與想像「空間」範疇所具有的指引性與想像意涵。相較於傳統關注於實質環境、物理空間的生產，或是從抽象與想像層次來連結空間概念，這個較為簡化的實質／抽象空間的二元分化，傾向於讓空間生產為一種終端結果論，無法經歷任何的變動與調整，也難以辨明在生產過程中，參與的各種動能，或是足以左右空間生產內涵與形式的各種角力的分析理解。列斐伏爾的空間三元辯證對應於資本主義生產社會的動態關係，一方面得以檢視各方社會動能如何決定了空間的生產及其類型；另一方面，則是有助於更深層地從主體的空間感知、情感經驗與環境記憶，來理解其對於空間的想像，以及這些個別的詮釋與想像，如何促成、左右，或是改變了空間的生產過程。
列斐伏爾1974年即發展出「空間生產」（the production of space）的概念，英文譯本出現於1991年後，相關理論概念在英語世界延伸更多豐富的對話。他將「空間」範疇納入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討論中，其理論視角提出的辯證關係不僅具高度啟發，對於資本主義不同歷史階段的發展，仍是具有相當的解釋力。列斐伏爾空間三元辯證的基本概念在於，主張每個社會都會相對應地，依其生產所需而生產其空間，如此一來，空間成為一種「產物」。由空間中的生產（production in space）轉變為空間的生產（production of space），這樣的趨勢轉變乃是源於生產力自身的成長，以及知識在物質生產中的直接介入──這種知識最後成為有關空間的知識，成為空間之整體性的資訊。而原本空間中的生產並未消失，而是被引導不同的方向，可以說是一種流動經濟（economy of flow）。這些轉變產生一個重要的結果：現代經濟的規劃傾向於成為空間的規劃，例如都市建設計畫和地域性管理。原本人們生存所賴以依託的自然空間（natural space）已經無可挽回地消逝了，因為人們的社會實踐的作用力，已經將其視為社會生產力，是可被操弄的物質。為了有助於從社會關係來分析空間的生產，列斐伏爾提出「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空間再現」（representations of space）與「再現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這一組三元辯證的概念。
所謂的「空間實踐」指涉對應於每個社會形構的特殊地方和整體空間，空間實踐確保一定凝聚力下的連續性。此凝聚力蘊含社會空間中，以及社會每位成員與空間關係裡，特定能力（competence）和實作（performance），包含了生產與再生產的層面。「空間再現」則是緊緊地連繫著生產關係和這些關係所施加的秩序，從而緊繫於知識、符號、符碼，以及正面的（frontal）關係。「空間再現」指稱的是一種「概念化」（conceptual）的空間，是以「構想」（conceived）辨識「生活」（lived）和「感知」（perceived），是許多社會裡主導的空間。「再現空間」則是具現了複雜的象徵作用，聯繫上社會生活的隱密面或底面，也扣連了藝術，而藝術最終可能比較不會被界定為空間符碼，而是再現空間的符碼。是透過相關意象和象徵而直接生活出來的空間，是居民和使用者的空間；是被支配的、被體驗到、與實質空間重疊的，亦即，再現的空間是每日生活體驗與感受所最直接碰觸的（Lefebvre, 1991, p. 33, 王志弘，2009，頁4）。
在《空間生產》一書中，有兩個段落分別條列式地指出這三個概念的內涵，第一組定義較為抽象：
1. 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包括生產和再生產，對應於每個社會形構的特殊地方和整體空間，空間實踐確保連續性與一定程度的凝聚力。這種凝聚力蘊含了社會空間中，以及某個社會的每位成員與空間的關係裡，特定的能力（competence）和特定的實作（performance）。
2. 空間再現（representations of space）緊繫於生產關係和這些關係所施加的「秩序」，從而緊繫於知識、符號、符碼，以及「正面」（frontal）關係。
3. 再現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具現了複雜的象徵作用 （編碼或無編碼），連繫上社會生活的隱密面或底層，也扣連了藝術，而藝術最終可能比較不會被界定為空間符碼，而是再現空間的符碼。（Lefebvre, 1991, p. 33）
第二組的定義較具有敘述性：
1. 空間實踐：一個社會的空間實踐隱匿了該社會的空間；空間實踐在辯證互動中提出且預設了社會空間；空間實踐緩慢而穩定地生產了社會空間，同時掌控和佔有了它。從分析的觀點看，一個社會的空間實踐，乃是透過對其空間的釋明而揭露的。新資本主義下的空間實踐是什麼？它在感知 （perceived）的空間裡，體現了日常現實（日常事務）和都市現實（將保留給工作、私人生活和休閒的地方連結起來的路徑和網絡）之間的緊密關連??「現代」的空間實踐或許可以由政府補貼的高層住宅裡的房客日常生活來界定。不過，高速公路和航空運輸的政治，也不能遺漏。空間實踐必定具有某種凝聚力，但這並不意味它是連貫一致的（即憑智識來製作，或合乎邏輯的構想）。
2. 空間再現：它是概念化的 （conceptualized）空間，是科學家、規劃師、都市計劃師、技術官僚和社會工程師的空間，他們是具科學傾向的某類藝術家——他們都以構想（conceived）來辨識生活（lived）和感知 （perceived）??這是任何社會（或生產方式）裡的主導空間。除了某些我將回頭討論的例外，空間的概念化傾向於言詞符號（verbal sign）（即憑智識製作出來）的系統。
3. 再現空間：透過相關意象和象徵而直接生活出來（lived）的空間，因此，它是「居民」和「使用者」的空間，也是藝術家和那些只想從事描述的少數作家和哲學家的空間。這是被支配的空間，是消極體驗到的空間，但想像力試圖改變和佔有它。它與物理空間重疊，在象徵上利用其客體。因此，除了一些例外，再現空間可說是偏向於多少有連貫性的、非言詞象徵與符號的系統。 （Lefebvre, 1991, pp. 38-9）
如果空間是被生產出來的，則這個生產的過程即是「歷史」（Lefebvre, 1991, p. 46）。是我們探討每個社會實踐中的空間生產關係，也是我們得以觀看、理解與分析歷史的可能切面。每個歷史階段的生產關係與社會實踐的差異，自然會有其各自的空間生產歷史。列斐伏爾意圖在社會性、空間性之外，再拉出歷史性這個向度的討論。然而，如果從共時性的向度來討論「空間」生產呢？
列斐伏爾的三元關係中，「空間實踐」強調特定社會中的空間生產，比較接近於日常生活概念中所認知的空間（perceived space），強調人們日常經驗使用與真實生活的實質空間。相較於每日生活空間經驗與社會行動，再從表徵／再現的層次來看，關注於人們在使用空間之際／餘，對於空間的理解與構想，是一個在抽象層次上所了解的、概念上的空間（conceptualized space）；而列斐伏爾的洞見，則是將人們在抽象與感情層面的空間理解，再更為細緻地區分出「再現的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意即，在抽象概念認知層次之外，刻意地從主觀的情緒感受，記憶和夢想的向度，凸顯空間所具有的想像力潛能。換言之，我們不僅在空間中生活，在概念中理解、認識、創造與生產空間，我們更透過活生生的生命經驗，從象徵與意象的層次，在哲學思想與藝術創作的夢想與情感中，藉著想像力來超越實質空間範疇，而擁有更多解放的潛能與機會。
接下來的書寫，試圖從這三個向度來詮釋花園新城的空間生產。實質空間生產一節，透過相關歷史資料、訪談與新聞報導，來拼湊當時花園新城社區是如何構成的；接下來，針對空間表徵的面向，採取以相關歷史文獻資料，檢視不同主體如何從空間變遷與環境規劃的意念，來分析與詮釋花園新城社區；至於表徵的空間層次，則聚焦於從相關文學或個人書寫與創作中，如何傳達出對於花園新城的情緒、感知、認同或想像。
作者序
前言──為何寫作這本書？
臺灣當代建築史是什麼？
修澤蘭（1925-2016）建築師為臺灣當代建築專業者中，作品跨越多樣類型、具高度表現性、引發話題，卻顯得神祕而相關研究極少的一位。在修澤蘭的專業實踐中，一般人最熟悉的當屬陽明山中山樓與花園新城社區。前者以當權者屬意的「宮殿式建築」樣式受到矚目；而修建築師及其團隊在烏來山區開發的花園社區，為臺灣第一處訴求良好品質居住與服務機能的山坡地住宅社區，具時代指標性意義。其作品類型跨越多種樣態與其個人背景有關。南京中央大學建築系畢業後，以鐵路局的工程師身分在臺灣任職，故曾參與多座臺鐵火車站與鐵道相關建築，如倉庫、訓練所與員工宿舍等工程。身為虔誠基督徒，以其教會人際網絡受邀參與多處宗教建築或教會學校建築之設計；其中以臺中衛道中學的設校與聖堂的設計最為人稱道。
再以其所運用的建築形式來看，除了陽明山中山樓及臺中教師會館，因國族主義政治意識形態需求所展現的宮殿建築外，相較於彼時戰後臺灣現代主義大量簡潔、理性的建築風格，修澤蘭的作品經常以強烈的幾何形式，大量曲線或雕塑般的量體造型，引人討論與關注。其建築作品可謂為1960年代以降，臺灣建築現代化快速發展過程中，充滿實驗性格、且個人風格強烈鮮明，但卻是探討臺灣當代現代主義建築實踐歷程中，遺失的一大塊拼圖。本研究認為，這個遺失的拼圖應該可以視為臺灣藝術創作發展，面對現代主義的多樣性與實驗性格，在威權統治時期高度被壓抑，甚至是扭曲引導其發展樣態的案例之一。
然而，前述提及，臺灣當代相關論述對修澤蘭建築實踐的詮釋，乃是著眼於形式主義的觀點，缺乏其他歷史與社會發展脈絡的分析，也未能凸顯出建築實踐在當代建築文化層面的價值。亦即，這裡涉及了建築歷史方法論的知識生產視角。在主流的建築史架構中，主要以建築形式風格切入探討，本質上為純然視覺化的研究取徑；在高度尊崇外在表現形式的認識論中，攸關建築生產的歷史脈絡、社會文化或生產過程，均非臺灣戰後主流建築史所關切。而對於建築價值的思考與探討，也就僅停留在形式風格層次，建築實踐及其所承載人類社會變遷的各種痕跡與文化內容，無法從形式主義觀點取得任何線索。
舉例來說，如果回到建築工程專業脈絡來發問，修澤蘭執行陽明山中山樓的工作，在臺灣營造經驗有限，相關工程機具設備窘迫的歷史時空中，許多營建過程中的難題，是如何透過土法煉鋼地以有限的人力完成？是否留下任何足以累積的專業經驗？中山樓的室內裝修與細部設計、家具製作等工作，如何整合不同的工程介面，從建築、室內設計到家具擺設，能夠相互接合、順利完成？易言之，如果將研究視角置放於臺灣戰後營建工程發展的發問，而非從建築的空間文化形式來討論，我們對中山樓的見解和歷史定位，是否會完全改觀？或者另一個更為簡單的提問是，究竟在建築史的知識體系中，什麼才是值得研究的課題？
再從建築形式來說。中山樓以其宮殿式建築的樣式，長期被詮釋為「封建保守」的威權想像，無法和象徵著「民主」的現代主義樣式相提並論。然而，若是換不同角度來看，這個以「國民大會」代表人民作主、主權在民的民主殿堂，不再是聚攏著皇帝權力核心的所在，而是以這個宮殿式建築來意涵著人民取得了權力，因此得以坐擁此權力空間？換言之，對建築形式的詮釋與討論，本即可能有不同的理解角度與思維。那麼，何以長期以來，對於這類建築文化的討論，始終音量微小，甚至是系統性地排除了對這類建築的討論？也就是前述所提到的，針對建築生產的歷史脈絡、社會文化與空間生產過程的討論弗如。自然也就無法從這些建築的空間文化形式，作為思辨臺灣戰後歷史推衍的軌跡，以及曾經浮現的各種文化反動或抵抗的可能性。
前述的發問，引導出本書寫作的起點。
最初，從一開始，是個很簡單的從經驗到理論觀點的發問。修澤蘭為臺灣戰後重要的建築師之一，有著如陽明山中山樓、花園新城等重要的專業資歷，何以在日常生活經驗所能搜尋的資料中，幾乎難以獲得相關的資訊與紀錄？為了要解答這樣的疑惑，我試著提出一些想像與假設。
專業中系統性的性別排除，是當時試著提出的性別分析觀點。特別是當我也曾經收集到一些訊息，指稱修建築師並沒有「多了不起」，傑作有限。言下之意，並不具有太大的研究價值。我想知道的是，專業的評價與討論何在？我們如何評價建築師的專業實踐？這些討論是否具一定的準尺？至少，我認為應該有更多的豐富思辨過程與更多史料，有助於我們進行紮實的對話與討論。然而，這顯然是另一個難題：關於修建築師所留下來的研究資料實在太少了。修建築師的事務所曾經在民國六十九年發生火災。當時把先前重要的圖面資料都燒毀了，以致於後人難有機會取得第一手的史料來進行研究。想要試著挖掘、並且解釋何以這位專業者在歷史中被淹沒、忽略了，是一路開展這個研究的意念。即使後來才知道路徑上的景致跟我理解與想像差距不小。
曾經請教建築領域的資深前輩，為何沒人研究修澤蘭的建築。得到的回答是，因為許多專業者認為，陽明山中山樓的宮殿式建築乃是一種保守的象徵，代表著復古、後退，而無法與當時臺灣發展正熾的現代主義建築樣態，以及整體社會對現代化無限渴求的欲望相匹敵。在現代化、摩登即等於「進步」的意識形態作用下，自然沒有人願意如此「政治不正確」地來研究修澤蘭的建築實踐歷程，甚至，是不屑與之為伍的。
針對「現代」與「保守」的二元分化觀點，以鋼筋混凝土來興建中國宮殿式建築樣式、對應於堅硬地盤與溫泉破壞性力量的結構工程與施工技術，這些難道不是屬於現代化的發展範疇？從建築外部到室內設計的細部，建構許多以傳統元素或象徵發展為設計的符號，這不也正是一種致力於建築設計的在地化文化抵抗，以對抗全盤西化的外來移植？從這些軌跡，是否可以挖掘出臺灣在地的現代主義建築發展軌跡與歷程？
然而，這些所謂保守落後、不願與之為伍等觀點，現在看來，都是極為後設地，並非直接對應到當時的歷史時空脈絡中的──1966年中山樓落成時，蔣介石的權位仍是穩固而難以挑戰的。修澤蘭順利完成這個龐大的挑戰，自然是獲得當權者的肯定，也循此成為故事登上小學課本的、家喻戶曉的女英雄，享有極高的社會聲望。當然，在此並非要正當化權力擁有者的威權統治，而是想要提問，當研究這種建築與空間是如何生產出來的，是否有助於對臺灣當時所處威權社會的理解及詮釋？是否可以成為討論統治者文化霸權的一環？何以我們如此害怕面對歷史？這又重新回到前面的提問──在建築史的知識發展脈絡中，什麼樣的經驗現象與問題才是具有研究價值的？「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在這個懼怕貼近對威權時代的理解與想像的情境下，究竟意涵著我們面對何種建築史想像？
為女性專業者留下記錄
在持續發問與尋覓答案的過程中，擔憂修澤蘭設計的這些已有相當年紀的建築，特別是大量的校園建築，是否會因為校舍更新等硬體改善計畫，而無法挖掘出更多的故事。1999年的九二一大地震發生之際，中部許多建築物倒塌與瀕危，例如日月潭教師會館即遭到拆除重建；臺中教育大學拆除求真樓，改建為圖書館。東勢火車站改建為客家文物館。凡此種種似乎讓研究腳步推進的迫切性益顯嚴峻。
2016年，偶然獲知維基百科已經寫出修澤蘭過世的消息，除了透過臉書的社交媒體，相互確認訊息的正確與否外，安靜離世的修澤蘭，帶來無限的惋惜與遺憾，也因此從臉書上認識了許多修澤蘭的「關係者」。這些關係者，包含她早期的員工與同事；有目前仍然居住在花園新城的住戶，感謝她留下這麼好的居住社區。有著曾經就讀於她所設計的學校使用者，相互分享著少時的學生歲月，以及跟這些校舍的故事。當然，還有著來自各地的文史工作者，珍惜著這些不同地區，修澤蘭所留下來的設計與智慧，迫不急待地，想要相互分享交換著，每個人心中和修澤蘭共有的那份環境情感與記憶。甚至，連參與校園建築的公務員，學校行政工作者，開始思考著，是否應該致力於建立臺灣戰後校園建築的檔案、史料與歷史？這些認識或不認識的朋友傳遞出來的熱烈情感，讓我不禁想問，我們是否曾經如此認真地看待或關心過，為我們設計環境的專業者在想些什麼？如果，一位環境設計工作者過往的努力與付出，能得到廣大使用者，因為空間經驗上的情感記憶與認同，而想要更了解她，難道不應該為這樣的專業者留下更多的研究與史料嗎？
從最初開始書寫與修澤蘭相關的研究論文，迄今已逾十年。令人汗顏地，進展相當有限。前述提及，圖面資料與相關研究有限的困境，但幸運的是，陸續採訪到修澤蘭的同事，獲得許多第一手的資料。這些受訪者的熱情分享，是促成這本書的重要力量。然而，相對來說，仍是有許多結構性的限制。舉例來說，與我們現在所熟知，建築師和營造廠、建設公司開發商，分屬於不同的角色，共同參與建築營造過程。修澤蘭除了開業成立「澤群建築師事務所」外，後也成立「新城實業公司」負責花園新城的整體開發，旗下即有大量工程人員。另一方面，當時為了響應政府支援對沙烏地阿拉伯的開發建設，新城公司也派遣工程隊參與援外開發。目前所能採訪收集的資料中，以曾經參與工程營造者居多，參與設計工作者有限。從設計師與工程師兩者在角色的差異，這樣的分佈不令人意外：設計師進入事務所後，部分會隨著事務所持續擴大規模，但多數以自身專業歷程成熟後即離開獨立開業，或者是前往國外進修，較少選擇持續待在事務所；反之，工程師則是多選擇留在團隊裡，形成和修澤蘭夫妻倆人維持著相當長久而延續的關係與情感。訪談過程中發現另一個問題為，修澤蘭因為開發花園新城的沈重資金壓力，心力交瘁，乃是拖垮其專業生涯的重要因素，許多昔日多年情誼的同事，基於生計只能被迫離職。因此，修澤蘭仍留在臺灣的晚期狀況，較難以取得相關的研究資料。
過去，對於建築師的研究，向來是非常「作者論」（Auteur theory）導向的。在整理訪談的過程中，幾項一直被同事提及的形容，對修澤蘭的強烈印象為，她相當愛國。她對建築設計藝術的追求，乃是標準高，嚴謹，並且關注整體的藝術表現。她更是虔誠的基督徒，不重視自己的金錢，持續投入基督信仰的宗教生活，即使在她自己經濟已經不寬裕的時候，她仍然盡力捐助金錢給教會。對於國家的高度認同與情感，以及對於建築藝術表現追求完美與前瞻的意念，幾乎可以說，她畢生以追求現代化的、更進步的建築專業表現，來彰顯國家榮耀、促成社會進步，致力於達成一個更理想的「反共復興基地」，並為此價值努力不懈。反過來說，「現代化」與「民族情感」是推動著修澤蘭建築理想與實踐的兩股重要內在力量與價值，或許可視為標示與詮釋其建築專業歷程的關鍵字。這也是本書書名的來由，以及想充分論述的核心論點。
前節提及，當前建築史的論述模式，過於形式主義的視覺化視角，高度忽略對社會歷史脈絡的分析，也因此，難以探討建築實踐是否還具有任何不同的價值面向。以修澤蘭的建築實踐來說，不僅是從經驗研究的角度來說，歷史史料匱乏的現象也值得關注；從理論概念來說，是否有不同的分析視野，提出對於臺灣當代建築史的反思觀點；那麼，是否可以從不同切面來重新詮釋建築的價值，例如，花園新城開發的社會改革意念，不也正提醒了建築實踐展現出高度被忽視的價值？以及藉此來提出對臺灣戰後現代建築發展的不同想像？
本書的確有著想要為特定人物留下歷史性記錄的意念。本書意圖凸顯修建築師懷抱著一身好功夫，想貢獻於她所愛的國家民族社會，特別是臺灣因為社會經濟條件的限制，於1960-70年代間，普遍面臨著住宅不足，居住環境不佳的歷史情境，這是促成修建築師想要開發花園新城的時代背景。但最終因為花園新城開發的沈重財務壓力，以及當時國內關於山坡地開發的法令規範與經驗不足等等結構性的限制，致使其先驅者的角色，背負著時代性的悲劇性格；另一方面，在進入1990年代後，房地產開發大幅擴張，固然使花園新城失去其獨特性；但國族國家的認同危機，以及訴諸於本土認同的轉變，文化價值的多樣性發展，集權統治者與其意識形態的垮台等等社會變遷，更是加速其失去舞台的歷史因素。從個人生命史來記錄這個過程，是理解臺灣社會變遷與專業實踐之歷史研究不應錯失的重要片段。
因此，本書以文獻、圖面資料和訪談為資料基礎，試圖詮釋修澤蘭建築實踐的表現形式、建築風格與意義內涵，透過歷史性地資料收集、整理，詮釋與分析，重新想像臺灣戰後威權統治情境中，以國族主義作為美學措辭，建構統治正當性的意識形態的藝術表現形式，如何對應於現代性所允諾的進步、?蒙、理性與民主思維，面對著「中國建築現代化」的運動論述，以期映照出現代藝術政治反動的矛盾與挑戰，以及對臺灣當代建築現代化論述貧脊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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