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已成為世界經典之一，這是不再需要反覆驗證的事實。曾醉心於其哲理的西方知識菁英不知凡幾，舉其犖犖大者，如早期的現代哲學家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到精神分析學者榮格（Carl Gustav Jung），以至於科幻小說作者狄克（PhilipKindred Dick）等。但《易經》對許多人，包括中國經典文學翻譯的大師理雅各（James Legge）來說，「翻譯和理解」都是步步艱難的。倘依弗雷（Northrop Frye）借用布雷克（William Blake）的說法，聖經是西方文學的偉大符碼（Great Code），那麼對《易經》也應作如是觀。《易經》形塑了中國的宇宙論，醞釀了深沉的哲理，透過經卦、別卦陰陽組合而成的圖像架構，《易經》在動態的混沌中建立了本體宇宙論。陰陽互相鼓盪，支撐起「變」的核心理念，鋪陳出蘊涵無窮智慧與意義的宇宙，為人類基本價值與信仰建立了可供理解的基礎。世所習知，《易經》獨特精巧的宇宙觀與深沉的道德倫理，歷經中國思想史的各個年代，而被儒、道的信徒視為最根本的經典，是啟導人們觀照宇宙運行的智慧泉源。然而，《易經》出現伊始，即已是一部成於多位聖賢之手的成熟作品，相傳由伏羲、文王、周公等撰寫，並由孔子集大成。歷代讀者大多懷抱著神聖的信仰，視此一撰著譜系為史實。這種對於「已知」作者及著作權毫不懷疑卻又無從查證的困難，反而拓展了詮釋的可能性，引發一連串相關的問題：經典的本義為何？聖賢撰著的目的為何？作為讀者，我們應如何理解其內容呢？換言之，經典的真實內容需要被重新建構，這就讓詮釋學有了參與的正當性。《易經》以及其他中國經典豐富卻又歧異的注釋傳統，其實都是在詮釋學的土壤上開花結果，將神聖的微言大義逐一昭顯出來。 多元與分歧的詮釋，對於《易經》集大成的真理信念是絲毫無損的。就中國注經的學者而言，經典蘊涵著相連貫及可回溯的哲理潛德之幽光，藉由無數注經者之心與手一一抉發。開宗明義，詮釋的首要之務，即在於確立經典的文化力量與象徵意義，終則又始地確認《易經》的經典性與典範性──這也是中國注經者的中心信仰。在此中，詮釋學上的顛覆案例當然是存在的，但它始終是藉由注經者不斷檢視、反思、修正前儒的注解、論說，以求彰顯上古聖賢的理想、觀念而進行。經典神聖地位成為後世讀者的主觀想像與歷史文化的客觀事實兩方面的共同支柱後，閱讀與再閱讀的連續工作，就如同百川並進、共同朝向經典本義的大海灌注新義，遂成就了《易經》豐富而多樣性的詮釋傳統。 這當然不表示在任何時候閱讀《易經》，書中亙古的經典智慧，即可跳過時空，自動展示出其具無上權威與感染力的真理，彷彿經典本身就是創造與啟發的寶庫。縱使傳統解經者如朱熹等深信閱讀經典就是直觀詮解聖人之心，但此際我們也都明瞭舒拉瑪赫式（Schleiermacherian）「與作者的想法融為一體」的境界，恐怕只是存乎空想。另方面，我們也無法相信像後現代和解構主義原理所提示的，讀者可以跳脫經典，縱橫自如地自抒己見。總有一刻，讀者從一個特殊時空進行解讀，「理解」這件事就必然是「視域的融合」（fusion of horizons），亦即作者的經典，文本和讀者的理解脈絡相疊合。講得仔細些，這個過程涉及了作者、文本、讀者以及預設詮釋，需要注入想像力、同理心、語言技巧、歷史知識和其他的專業知識。 透過上述由當代理論開示的詮釋可能的觀照，我們即能思考《易經》文本與注解所抽繹出來的終極真理之間的關係，用詮釋學術語講，就是「道」、「陰陽」、「天」、「理」。真理，隱伏在經典文獻的內容裡，儒家的哲學意涵則陶鎔在文獻之中。事實上，《易經》和其他的儒典，都是古代聖哲思考人我關係的基礎，不是因為他們將經典視為絕對性的教條和權威而盲從，而是因為他們都體證了上古聖賢所經歷過的特殊社會人生與價值。不過後代學者融入經典之中，二者之間必然有某種調和的橋梁聯繫了時空的隔閡，最重要的橋梁就是傳注（其中已包含了閱讀、詮釋和理解）。最後，這種與經典的相遇，必然逼出一個先聖先哲早已揭示的，追求在無垠時空中之超越性真理為目標的需求。吾人可視此種追求在本質上與目的上具有宗教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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