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這部書是以儒學發展成為漢帝國意識形態之核心為主軸，探討此一發展過程前後所呈現的某些面相，特別是在此過程中，儒學有哪些特質讓它成功扮演帝國意識形態的角色？又是如何自我調整，使其得以在長期思想競逐中勝出？此外，本書也特別留意莊嚴的儒學論述背後蘊藏的權力關係，諸如經學理想、帝國統治、儒者利益之間互相依賴又互相牽制的關係。本書除結語外，共分八章，分別處理漢代儒學扮演帝國意識形態核心的幾個重要階段的問題，全書在長達二十年的漫長歲月中分別寫成，現加以整理、修訂、改寫，算是留下個人在清華大學中文系教學研究的腳印，更希望能成為兩漢思想史研究的墊腳石。 「意識形態」（ideology）的術語在法國大革命後出現，由特拉西（Antoine Destutt de Tracy）在1797年提出來，但此一術語到馬克思（Karl Marx）以後才流行起來。在馬克思主義的初始階段，「意識形態」概念具有貶義，馬克思與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The German Ideology），就把占支配地位的觀念系統稱作「意識形態」，認為「意識形態」是錯誤的意識，把社會狀況表現成受某個集體利益和喜好歪曲的形式。從這個意義看，所有的思想家、宗教家、政治綱領的制定者都可能是意識形態專家。馬克思有關「意識形態」的理論後來受到各種修正與補充，它可以是科學的，可以是非評價性的（nonevaluative），「意識形態」的意義大為豐富。 本書以《漢代儒學別裁：帝國意識形態的形成與發展》為題，但對「意識形態」一詞的使用，儘量採取描述性的意義，對漢代儒學的成就與儒者的人格表現，亦絕未貶低，這是首先要聲明的。書中用了一些西方社會學家的觀念，諸如韋伯（Max Weber）的「正當性」（legitimacy）觀念、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權」（hegemony）觀念、阿爾文‧古爾德納（Alvin W. Gouldner）的「文化資本」（culture capital）觀念、傅柯（Michel Foucault）的「紀律」（discipline） 觀念、阿圖塞（Louis Althusser）的「鎮壓性國家機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es）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觀念等，其中多位具有新馬克思主義的背景，但筆者絕非其信徒，這也是必須聲明的。筆者在論述過程中有時借用他們的理論架構，是因為在深入漢代儒學背後隱藏的權力關係，探討儒學為漢帝國建構帝國意識形態時，這些理論架構會使詮釋工作進行更順暢、表達更清晰。此外，亦有助於將文獻表面未明顯說出，也不在作者的意向之中，卻隱藏在字裡行間裡，存在於理論結構或「理論框架」（problematics）中的問題從深處拖出來，清楚地呈現。至於本書所有的論述基礎與詮釋的推展，完全立基於與討論對象有關的材料（當然也使用了出土的材料），這也是必須聲明的。 從孔孟開始，儒學就強調個人的道德內在生活，強調某種精神境界的追求與實現，在此一價值取向下，心性之學確實是儒學很重要的構成成分。然而，不管是「修齊治平」或「內聖外王」，儒學也強調其王道或人文化成的理想，因此如何在政治社會領域扮演積極的角色，也是儒學重要的面向。尤其到了漢代，儒學逐步成為體制的重要組成要素，儒者逐步取得現實權力，在儒學逐步發展成為帝國意識形態之核心的過程中，儒學論述背後蘊藏的權力關係必然是錯綜複雜，值得深入探討。而儒家理想如何堅持下去？如何修正？如何與現實結合？本書也嘗試提出解釋。儒學固然具有崇高的的理想性格，也以其道德理想激勵一代又一代的士人投入其懷抱，然而，儒學不但需要不斷證明自己精神境界與文化理想上的吸引力，也必須不斷證明它有助於維護統治秩序，士人才有機會與帝國體制結合在一起，成為帝國穩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才不會喪失改造世界的舞台。本書各章中，透過不同儒者別出心裁的論述，可以看到儒者如何與時俱新，將儒學論述成合乎現實、主宰歷史發展的思想；也可以看到儒者在論述儒學成為帝國意識形態的過程中，常自覺或不自覺地反映了自身階級的利益。當然，也可以看到儒者在與現實權力周旋的過程中，如何苦心孤詣留住儒學的些許理想。儒學的不斷自我轉化、重新論述，也就成為儒學生存發展必然表現的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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