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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碟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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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編號: | DCD3507 | |
| 商品名稱: | 從赫德到米德:邁向溝通共同體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 出版公司:聯經出版事業 作者:林遠澤 類型:哲學宗教-西方哲學 PDF電子書 繁體中文版 | | | 語系版本: | PDF電子書 繁體中文版 | |
| 運行平台: | PDF電子書,沒有任何平台限制,終身使用 | |
| 更新日期: | 2025-09-01 | |
| 光碟片數: | 1片CD光碟 | |
| 銷售價格: | $100元 | |
| 熱門標籤: | 林遠澤
西方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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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赫德到米德:邁向溝通共同體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 出版公司:聯經出版事業 作者:林遠澤 類型:哲學宗教-西方哲學 PDF電子書 繁體中文版

商品資料
作者:林遠澤
出版社: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9-06-04
課程類型:哲學宗教>西方哲學
ISBN/ISSN:9789570853100
內容簡介
以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傳統作為研究的對象,涵蓋從18世紀末探討語言起源論的赫德(J. G. Herder),到20世紀初為社會心理學建立符號互動論基礎的米德(G. H. Mead)
語言的作用將不再局限於標指事物與傳遞訊息,而在於更深層地開顯世界與協調行動 思維也將不再離開語言,而得以將一種先於語言邏各斯存在的先驗主體 歷史—社會脈絡化地落實在一種,交互主體性的溝通共同體中
林遠澤在本書《從赫德到米德:邁向溝通共同體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一方面從「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路線(第一至三章),論述從赫德(Herder)到洪堡特(Humboldt)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如何在亞里斯多德的語言工具觀之外,為語言的語意學研究增加一種具世界開顯性作用的存有學向度;另一方面則從「語言心理學」的路線(第四至六章),闡釋從馮特(Wundt)到米德(Mead)的後續發展,如何在語言表象的作用外,為語言的語用學研究增加一種具行動規範性作用的溝通實踐向度。透過這兩方面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使我們不再僅將語言的作用局限在標指事物與傳遞訊息,而是在於更深層地開顯世界與協調行動;另一方面,這個研究也使我們確定思維不能離開語言,從而得以將一種先於語言邏各斯存在的先驗主體,歷史-社會脈絡化地落實在一種交互主體性的溝通共同體中。惟當如此,哲學之語言學轉向的重要性與必要性,方得以在本書中得到真正的說明。 《從赫德到米德》借鏡《從康德到黑格爾》的提法,闡釋《從赫德到米德》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如何相對於先驗觀念論的意識哲學進路,推動哲學轉向去思考在語言學模式中的溝通共同體理念。本書劃分六章與一個附錄,主要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I)包含前三章,在赫德與哈曼關於語言起源論的爭議中,一種不同於亞里士多德語言工具觀的語言哲學觀點如何產生出來。以及這種觀點如何影響了洪堡特,以至於他會主張作為建構思想的器官,語言不應是成品而是活動。洪堡特最後透過語言的交談結構,解釋在語言世界觀之意義多元主義下,吾人的世界理解如何具有客觀性,這開創了語用學之溝通向度的討論。包括第四至六章的第二部分(II),探討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在20世紀初期的發展過程。它始於馮特的研究,因為在青年語法學派將歷史比較語言學轉向語言心理學的研究之後,馮特首先針對語音之語意表達的普遍可理解性問題,深入研究了人類的語言如何能從動物的身體姿態表達,轉化成以表意符號進行溝通互動。
延伸閱讀 《儒家後習俗責任倫理學的理念》,林遠澤著 《自由主義的道德處境》,周楓著 《女性主義與自由主義(思想23)》,思想編委會編 《反思進步價值(思想36)》,思想編委會編 《動情的理性:政治哲學作為道德實踐》,錢永祥著 《西方共和主義思想史論》,蕭高彥著作者簡介: 林遠澤 1965年出生於台灣宜蘭。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哲學博士。曾任教於南華大學哲學系、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現任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兼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語用學的哲學、倫理學、批判理論、中國哲學。著有《儒家後習俗責任倫理學的理念》、《責任倫理學如何可能?論科技時代之對話倫理學的先驗語用學奠基》(德文)、《關懷倫理與對話療癒:醫護人文學的哲學探究》,並發表關於法蘭克福學派及實踐哲學等期刊論文數十篇,並以《儒家後習俗責任倫理學的理念》榮獲第七屆「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
各界推薦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導論(節錄) 在影響近代人類思想發展甚鉅的德國古典哲學中,存在著兩條相當不同的思路。一條是「從康德到黑格爾」的觀念論思路,它從統覺的自我意識與自律的道德主體性出發,走向對於理念之客觀化體現達到全面自覺的絕對精神,與團結所有個體的總體性國家;另一條則是「從赫德到洪堡特」的語言哲學思路,他們透過世界理解與人類理性的語言性,開闢一條邁向溝通共同體的道路,以凸顯出人類文化生活與民主體制的核心價值所在。在前一條道路中,嚴格的理性自律與絕對精神的一體籠罩,遭到社會生活的矛盾鬥爭、潛意識的欲望衝動與個體權力意志的反叛。從「康德到黑格爾」的德國觀念論,因而接著走上「從黑格爾到尼采」這一段顛簸崎嶇的道路;但從「赫德到洪堡特」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卻接著透過「從馮特到米德」的溝通共同體思路,承認在情緒衝動的姿態表達中,即存在有身體性的意義建構活動,主張惟有透過在社會互動中,角色扮演的相互承認,人類社會的團結整合才能賦予個人自由的實現。在哲學史的發展中重新發現「從赫德到米德」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使我們能將哲學從在意識領域中的先驗自我或絕對精神,轉移到以語言的溝通共同體作為哲學思考的基點。這不僅能建構出以人文社會科學為基礎的哲學思維模式,更能為人類提供自我理解的新圖像。 剛從我們身邊流逝的20世紀,已被公認是哲學語言學轉向後的世紀。語言哲學既已經是當代的顯學,我們何以還需回顧德國古典語言哲學的遺跡?這是歷史憑弔的興趣,還是只想在哲學史的神殿中,為赫德到米德這幾位哲學家,爭列作為當代語言哲學先祖的牌匾?德國古典語言哲學的思路,早已經是一條湮沒在歷史中的古道,我們並不知道,經由它究竟可以通向何方去尋幽訪勝。然而一旦這條道路能被清理出來,那麼我們將可發現,當代的語言哲學研究,也有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條是從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經過中世紀的共相之爭、到近代經由康德對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綜合,最終抵達邏輯實證論與語言分析哲學的道路。這條分析哲學的語言哲學道路,號稱它完成哲學語言學轉向的工作。但其實它並沒有使哲學轉向,它走的還是「思有一致性原則」的老路。他們之所以感到哲學有了轉向,係因為他們在亞里士多德以邏輯學建構存有論的哲學傳統中,擺脫探討主體機能的心理學與對象建構的存有論,而只專注於思想判斷的邏輯學,俾使語言哲學能為科學的理論建構提供具有真值涵蘊的邏輯語法。 然而語言是以詞構句的言說行動,在構詞學與文法學中,特別是在語言溝通的使用中,世界之意義建構與行動協調之規範建制的基礎,卻沒有在這條道路中得到專題化的討論。而由希臘化—羅馬時期的修辭學傳統與基督教的邏各斯神祕主義開始,經由文藝復興時期但丁(Dante)的人文主義與維柯(Vico)主張的新科學,直到最終綜合於從赫德到米德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這些問題才在語言起源論、歷史比較語言學與語言心理學的範圍內,得到詳細的討論。以德國古典語言哲學為代表的第二條思路,就其肇始於語言起源論的探討而言,一開始即帶領哲學走向探討「人是什麼?」的哲學人類學問題。人有語言,才與動物截然有別,人文世界與人的語言性密不可分。動物依本能而生活在它的環境之中,但人類卻能抽離他的環境而面對整個世界。世界這個概念,因而主要不是指在物理學意義下的自然環境,而是指人類透過語言所建構的意義視域。語言作為人類溝通互動的媒介,它所具有的普遍有效性只能透過交互主體性建構。這使得語言中介的文化創造,不同於科學僅借助理性的邏輯去進行獨白的沉思,而是必須在世界解釋的意義理解,與行動規範的溝通協調中,取得共識的普遍有效性。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因而在一開始就非常有意識地,要相對於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進行「語言的批判」。語言無法離開社群共同體的歷史發展,在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研究基礎上,德國古典語言哲學轉而關注語言之世界開顯性的作用。且當語言不再只被看成是透過約定而產生的現成工具,而是創造思想活動的器官,語言學的研究就更必須從研究經典文本的文獻學,轉向研究人之語言資能的語言心理學。這使得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得以說明,詞語的符號性意義與透過文法形塑的世界性結構,如何能從人類社會互動的身體姿態表現與民族共同體的共通感中產生出來。 從赫德到米德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研究,因而不是在做翻案文章,而是要凸顯出,語言哲學不應只是將語言當成是哲學研究的一個分支領域,而應是哲學研究的重新開始。正如海德格在講述赫德的語言起源論時所說的:「在發問語言起源的問題線索上,我們所思索的,首先並非意在語言科學及其基礎的問題。它並不是要處理哲學的一個分支領域(或關於它的學說),也不是要主張『語言的哲學』應成為哲學的基本學說。在這裡我們所思考的,既非語言科學,也非語言哲學;而是從詞語作為『存有之真理的本質』出發,對語言的起源(本質根據)所進行的思考。」在這個意義下,哲學之語言學轉向的時間點,即非如語言分析學者所追溯的,是始於19世紀末弗雷格(G. Frege, 1848-1925)關於《數學基礎》(1884)的探討,而應是更早地始於18世紀赫德的《論語言的起源》(1776)。 面對語言哲學的這兩條思路,本書選擇以德國古典語言哲學作為哲學研究的新開始。為了闡述本書研究德國古典語言哲學之必要性、重要性與進路的合法性,我們在這個導論中,有必要先向讀者說明,為何本書不採取從亞里士多德邏輯學到當代語言分析哲學發展出來的語言哲學觀點,而主張哲學真正的語言學轉向,應當取道於從赫德到米德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為此之故,我在底下將先分析西方主流的語言哲學觀點,如何在亞里士多德邏輯學的影響下產生出來(一);其次,我將深入解析,在此種語言工具觀的影響下,當代語言分析哲學仍存在哪些語言哲學觀點的限制(二),以能進一步論述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如何借助「語言作為開顯世界的存有論詮釋學」,超越傳統語言哲學在語意學研究方面的窄化,以及如何借助「語言作為規範建制的溝通行動理論」,補充傳統語言哲學在語用學向度上的缺乏。以凸顯相對於「從康德到黑格爾」的德國古典哲學,「從赫德到米德」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如何透過溝通共同體的觀點,推動先驗哲學的語言學轉化,俾使哲學思維的先驗主體或絕對精神,能重新回到真實的生活世界。並從而使得哲學不再僅專注於為自然科學奠基,而是在重視以人文科學的知識建構活動作為哲學思考的典範時,能更好地給出人作為符號動物的哲學人類學圖像(三)。
章節試閱
第一章 赫德語言起源論的存有論詮釋學解讀 透過存有論詮釋學的角度來解讀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1803)的語言起源論,並不是我們現在才有的想法。當代哲學家海德格早在1939年就說過:「在發問語言起源的問題線索上,我們所思索的,首先並非意在語言科學及其基礎的問題。它並不是要處理哲學的一個分支領域(或關於它的學說),也不是要主張『語言的哲學』應成為哲學的基本學說。在這裡我們所思考的,既非語言科學,也非語言哲學;而是從詞語作為『存有之真理的本質』(Wesung der Wahrheit des Seyns)出發,對語言的起源(本質根據)所進行的思考。為何要進行這樣的思考呢?因為在此對於語言的思考,可視作是通向躍入完全不同的思考,亦即通向躍入存有歷史的思考之決定性的道路[……]語言的形上學以追問語言起源的形式發問,因為形上學的思維即是發問存有物的根據」。海德格在此主張從「語言形上學」,亦即透過以「詞語的本質」作為通向對存有之歷史的思考,將赫德的語言起源論看成是對語言本質的研究,而非只視之為語言科學或作為哲學分支之語言哲學的研究,這是極具啟發性的洞見。可惜的是,海德格對於赫德《論語言的起源》(Abhandlung Uber den Ursprung der Sprache, 1772)一書所做的解釋,現在卻徒然只留下為講課而摘記的片言隻語而已。 基於海德格之存有論詮釋學解讀的啟發,本書將試圖在這一章中,重新闡發赫德語言起源論的重要哲學涵義。我將緊扣赫德《論語言的起源》的文本,首先從赫德批判「語言動物起源論」與「語言上帝起源論」出發,說明傳統的語言哲學忽略了語言作為言說的音義兩面性,以至於他們並不能完整地說明語言應同時具有表達情感、表象世界與協調人際溝通互動的功能(一);接著我將指出,赫德自己所主張的「語言人類起源論」,其實是一種「以音構義」的意義理論。赫德為了說明人類能發明具客觀語意內涵的詞語,創造性地提出了他關於「聽覺的存有論優位性」、「語言與理性的同構性」以及「語言的世界開顯性」這三個重要的論點。這使得他能借助以音構義的命名活動,說明能使「存有者之為存有者」得以開顯的存有論基礎,並因而能同時回答「人是什麼?」這個最根本的哲學問題(二);但由於赫德最終只能訴諸傾聽存有自身的發聲,來解釋構成我們能命名對象之特徵規定的選取依據,因而他並不能充分地說明語言的交互主體性(三)。透過本章的研究,我將展示出在赫德語言起源論中的「以音構義」的意義理論,對於當代哲學之語言學轉向所具有的開創性意義。 一、從語言起源論看語言哲學的音義背離現象 赫德在《論語言的起源》一書中,針對普魯士皇家科學院在1769年徵稿所提出的兩個問題,將全書分成兩個部分。在第一部分中,他要回答的問題是:「人類憑藉其自然能力,能夠自行發明出語言嗎?」第二部分,則針對:「人在何種情況下必須發明語言和能夠最有效地發明語言?」從科學院徵稿所提示的這兩個問題來看,我們可以得知,在18世紀後半葉關於「語言起源」的問題,並不像後來在考古人類學的研究中,試圖透過人類腦容量與發聲器官的進化過程,來確定人類發明語言的時間點何在。而是要回答促使人類能夠自行發明語言的「自然能力」何在?對於人類在發明語言之後,語言的演變與語言的民族差異的歷史分化過程,在當時也不像後來在歷史比較語言學中,僅探討共同語言的存在與語言的分化流布,而是追問使語言能實現出來的歷史社會性條件何在,以及人類各民族的精神如何藉此而表現出來。這兩個問題無疑是語言哲學最基本的問題,因為對於人類具有何種共同的語言能力,以及人類的語言能力為何只能在社會生活的條件下才能實現出來,這兩個由普魯士皇家科學院在18世紀所提出來的問題,直到當代的語言學理論,都不見得能提出很令人滿意的回答。 普魯士皇家科學院之所以在1769年針對語言起源的問題公開徵求論文,主要是因為這個問題當時在科學院內、外都是一個爭議極大的問題。當時擔任院長的Pierre Louis Maupertuis(1698-1759)與法國啟蒙時期的感覺主義哲學家孔狄亞克(E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 1714-1780)一樣,都主張語言起源的「約定俗成論」(Konventionalitatsthese)。然而科學院以蘇斯米希(Johann Peter Susmilch, 1707-1767)院士為代表的另一派意見,則持語言的上帝起源論。Maupertuis認為,人可以獨立於語言之外而思考,只是為了互通訊息之故,因而任意約定了記號。語言因而只是在次要的意義上,才因作為思考的立足點而被運用。當時的法國啟蒙哲學家孔狄亞克也主張,人類語言是從自然的表達運動(例如自然的吶喊、身體姿勢與表情)加以逐漸地區分音節與特殊化而成的,亦即它們是經由約定,才逐漸被提高到作為標誌(Bezeichnung)的地位。相對地,蘇斯米希則從語言結構所具有的內在完美性,論證人類有限的理性不可能自行發明需預設有高度理性在其中的語言系統。人無法自行發明語言,語言需來自一個更高的理性存有者之傳授,因而他主張語言的上帝起源論。 赫德認為孔狄亞克與蘇斯米希的論證看似對立,但兩者卻同時都陷入循環論證的窘境。赫德認為若依孔狄亞克的說法,語言係透過約定俗成而形成,那麼我們在約定詞語的使用時,不就早就需要使用語言了嗎?換言之,依約定論的觀點,我們在未發明語言前,就必須先有語言了;而依蘇斯米希的說法,語言的完美性隱含高度的理性在其中,因而它必須由一個更高的理性存有者來傳授,我們才能擁有語言。然而反過來說,如果我們人類不具有理解與使用語言的理性能力,那麼即使是上帝,又如何能教導我們學會語言。因而語言的上帝起源論反而必須自我矛盾地預設,人在尚未學會使用語言之前,早就已經具有高度的理性能力。孔狄亞克與蘇斯米希的說法,無疑都會陷入自我矛盾的循環中。然而這種自我矛盾卻也同時顯示,人類的理性與語言能力是必須互相預設的。人作為有理性的動物,即同時是指,人是能說話的動物。要回答「人是什麼?」的問題,是與說明理性與語言之內在相關性密不可分的。赫德在《論語言的起源》的第一卷中,即試圖透過說明理性與語言的內在關係,來重新界定促使人類能發明語言的「自然能力」為何。可見,語言起源論的語言哲學問題對於赫德而言,並不是語言發明的經驗問題,而是關於語言本質的人類學基礎,或即人類理性之語言性的問題。
推薦序
哲學中「語言轉向」的別支/關子尹 自從美國學者羅蒂提出哲學中有所謂的「語言轉向」後,哲學界便必須回答一個問題:語言的論述在哪一意義下可有助於哲學問題的懸解!就這一議題,學界一般認為「語言轉向」指的是英美分析哲學傳統對哲學語言的使用做出批判與重審的「治療模式」。但筆者向來認為,由於語言的關鍵作用,近世除了分析哲學以外,我們於許多其他哲學傳統中其實也可以找到「語言轉向」的另類模式:例如首先有現象學傳統藉意向性分析(胡塞爾)或身體理論(梅露龐蒂)而展開的「意義建構模式」;有德里達為首的,力求揭露哲學語言包含著各種帶壓抑意味的對立的「解構模式」;有伽達默爾為首的,強調不同界域與傳統之間的辯證調和的「詮釋學模式」;有以哈伯瑪斯為代表的,強調社會不同持份者之間的溝通行動的「超驗實用模式」;而在這些模式之外,我向來最重視和認為更根本的,其實還有由洪堡特締建,並特別重視人能仗語言之習得與積極操作以開顯一世界觀的「育成模式」。這多種模式對語言的理解及其各自強調的語言功能雖不盡相同,而且彼此間往往存在著爭議,但不約而同地都與當世過分偏重語言的客觀表達功能的英美傳統相抗衡。這些「另類」的語言轉向,其更重視的,是語言的文化功能,乃至其社會功能,換言之,對這些語言哲學的「別支」而言,語言的習得、運用與溝通,歸根結柢而言,是一些人文現象乃至是一些社群現象! 最近得觀林遠澤君新著《從赫德到米德》,展閱之餘,深慶上述這一意義的另類的語言轉向得到了更深入的闡述。林著展視了作者深邃的哲學史識:他首先是把分析哲學意義的「語言轉向」歸根於亞里士多德的語言工具觀的復熾與貫徹,並指出這根自亞氏對語言的工具理解,實乃後世乃至當今只知偏重自然科學與對象認知這一主流思想的觀念源頭;亞氏流風所及,當今哲學乃能振振有詞地對諸如、詰問、祈願、虛擬等人文訴求下的語言運用以其不涉認知為由而予以忽視。林著即據此以顯出,歐陸傳統語言哲學的一大特色,就是力求擺脫亞里士多德語言工具觀此一桎梏,而洪堡特認為語言並非單純的表達工具,而乃人類思想得以同步塑成的「器官」,和其認為應重視語言的活動多於重視其果實這些立場,實即此一另類傳統的鮮明旗幟。 洪堡特於學術思想上的地位是很多元的,撇開他於教育學、政治學、史學和美學方面的許多貢獻不表,他首先憑其豐富的語言知識(包括漢語和梵語)被譽為現代普通語言學之父,而在哲學領域中,他繼承了康德哲學的精神,也堪稱為德意志觀念論之殿軍!而他這兩方面的成就的有機整合,便釀成其楬櫫的既立足於經驗觀察,亦不失於觀念深度的語言「育成模式」,和使他所倡議的語言理論於處理經驗對象之餘,能更合理地安頓人類社會中極盡豐富的人文現象與意義世界。 整體而言,洪堡特語言哲學顯然是林著的一大理論樞紐。事實上,看林書的結構,洪堡特就正好像分水嶺一般把全書分為兩大部分:即可再分為「從赫德到洪堡特」,和「從馮特到米德」。其中前者乃循洪堡特回溯其理論之濫觴與訴求,而後者則順洪堡特以觀其理論的後續影響及發展。其間先後論及赫德的「語言起源論」、哈曼對康德及啟蒙理性的「語文學後設批判」、馮特的「語言身體姿態起源論」、卡西勒的「符號形式哲學」、米德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提出的「姿態會話」學說和「符號互動論」等。此外,於論述過程中,林著也吸納了不少近代和當代先輩學者的相關討論,較重要的有史坦塔爾、魏斯格爾博、布朗、博許、圖根哈特、哈伯瑪斯等,儼然擬出一有關語言理論的德國哲學系譜。正如前述,在林書的視野中,這個從18世紀末伸延至20世紀的語言理論浪潮的中心議題,並非主流哲學所強調的對象認知問題,而乃人文社會現象的問題,而其中最耀目的焦點,正是人際的有效溝通問題,而這正是全書副題「邁向溝通共同體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之所指。至於附錄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的漢語研究〉一文,雖與本書的核心結構無直接關涉,但正是運用這另類的語言轉向以回饋於漢語漢字反思的重要文獻,讀者殊不應錯過。全書總體而言,可謂構成了德國近代哲學中的「語言論」的支脈;正如作者自詡,這一個脈絡的整理,即使放眼西方學界,亦屬新猷! 總而言之,林遠澤君新著涵蓋之豐富,可謂洋洋大觀。遠澤是我於東海大學任教最後一年時入學的學生,他當年由於是越級旁聽我的課,所以當初我對他並沒有留下印象。我真正認識遠澤,是許多年後的事。事緣十年前我應李瑞全兄之邀請,於中央大學作了一場與洪堡特語言理論有關的演講,其時遠澤剛於中央大學執教,作為聽眾之一的遠澤很快便和我建立起緊密的聯繫。我倆的學術興趣雖極為相近,但卻各有不同的重點,正好足以互補。坦白說,語言哲學之於英美傳統雖然盛行,但歐陸特別是德語傳統的語言哲學,放諸當世,卻只屬冷門。故當年得見遠澤這方面的關注和已具備的條件,真有點「吾道不孤」的喜悅!更難得的,是遠澤自此努力不懈,循洪堡特這基點上溯其源頭和下追其餘緒,能廣諏博採之餘又能深耕細作,終有今日這可觀成績,實極為難得。數月前遠澤求序於我,我毫不猶豫便答允了!唯月來諸事踵至,而自己赴德講學之期限又已逼近眉睫,本欲更詳細論列本書觀點之打算看來已難實行。賞識之餘,惟有爰書數語,以誌其新作之意義。是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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