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柯安（Andrew Byron Kipnis） 人類學家，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人類學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教授暨系主任。曾任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太學院人類學系主任。長期關注中國及東亞地區的發展，研究興趣極廣，包括：治理、教育、城市化、後社會主義與後社會主義社會、主體化過程、親屬與性別、禮物與經濟變遷、儀式產業、語言與文化、真相與後真相等。著有The Funeral of Mr. Wang: Life, Death, and Ghosts in Urbanizing China、From Village to City: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a Chinese County Seat、Contemporary China: Society and Social Change、Governing Educational Desire: Culture, Politics and Schooling in China、China and Postsocialist Anthropology: Theorizing Power and Society after Communism、Producing Guanxi: Sentiment, Self and Subcultur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等書。
中國悠久的治國歷史與大量談論治理的經典（包括儒家、法家、道家）涵括了諸多無疑與遠距離統治的問題、主體化、人口、主權、法律和行為引導相關的觀念。中國與西方在論治理和治國的著述傳統上，當然有微妙的差異，但這些差異不在同一個層級上，無從比較。更重要的是，這些觀念長久以來在帝制中國的治理過程中已被制度化。舉個例子，科舉考試就可視為一種治理技術。傅柯（Foucault 1979: 184-94）於其經典之作《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中用了一整小節討論考試這種治理技術。傅柯提出的諸多洞見，例如考試能同時帶來個體化和均質化的效應，此觀點能用來闡明帝制時期與當代中國的考試治理動力。但誰會想像得到中國的考試是近年才從西方引進來的呢？考試是中國流傳千年以上的重要治理技術，讓考試合法化的哲學思想及其產生的治理動力（從教學技巧和自律技巧到評價、作弊和防止作弊的動態變化）已憑著本身的條件成為次要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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