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7)：解嚴以來－二十年目睹之台灣出版公司:聯經出版事業作者:思想編輯委員會類型:華文文學-華文文學研究 EPUB電子書繁體中文版


商品編號：	DCE6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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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門標籤：	思想二十年目睹之台灣

思想(7)：解嚴以來－二十年目睹之台灣出版公司:聯經出版事業作者:思想編輯委員會類型:華文文學-華文文學研究 EPUB電子書繁體中文版

圖片說明:

內容說明:

商品資料
作者：思想編輯委員會
出版社：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7-11-01
課程類型：華文文學>華文文學研究
ISBN/ISSN：9789570832150

內容簡介
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先生解除了實施39年的戒嚴令。當時之所以解嚴，主因應是外在的，包括了中國大陸以及蘇聯先後「改革開放」所造成的冷戰體制鬆動；但也有內在的原因，包括新生力量的挑戰與國民黨統治意志的衰退。至今20年過去，比起1990年的學運、或是2000年的政黨輪替，解嚴對於台灣的意義，似乎聞問者較少。確實，由於解嚴乃是統治者的決策，與此前或者後來大規模民眾參與促成的運動性變化性質不同，在歷史上的位置也就不會一樣。但是，如果說解嚴代表整個社會逐漸回到常態的政治生活，那麼20年來的諸般現象，應該更能展示這個社會的根本性格所在。掌握這種性格，是我們要以解嚴為本期《思想》專輯主題的用意所在。

李丁讚、馮建三、張鐵志、廖元豪四位，分別從社會運動、傳播媒體、民主與資本主義、以及人權法治幾方面，對解嚴之後台灣的得失成敗，提出了全面的分析與評價。他們對解嚴寄以厚望、對解嚴之後的發展給予肯定、但同時也在社運政治化、媒體資本化、金權政治、以及弱勢人權幾方面，指出台灣社會必須正視的難題。應當知道，如今這些問題已經無法歸咎於一個凌駕在上的威權體制，而是台灣社會內部的共同責任。

從較為寬廣的視野來看，解嚴對整個社會造成的改變雖然可觀，可是其間的不變也需要面對。在我們所關切的思想、文化、學術領域，變與不變的對比，更值得玩味。解嚴以來，台灣的文化意識、價值意識、所處世界的意識，都呈現了多少的移轉，可是基本的軸線如今何在，需要進一步的探討。除了本期發表的四篇力作，本刊又在十月舉辦過「後解嚴的台灣文學」座談會，邀請陳芳明、唐諾、劉亮雅、張錦忠幾位共聚一堂切磋攻錯，其內容可望在下一期的《思想》發表。

至於文學之外，戒嚴與解嚴對於哲學、史學、乃至於社會科學，又造成過甚麼影響呢？如果影響不大，那是因為台灣的戒嚴狀態原本即無傷於這些學門呢？是因為解嚴原本只有政治意義，並沒有改變社會結構與集體意識呢？還是因為台灣的思想文化學術與戒嚴體制原是同源，都是冷戰、反共、以及威權式現代化的產物，只要解嚴後的局面因襲著這些大環境因素，也就無礙於思想文化學術二十年來的新瓶舊酒相安無事？

在本期的眾多精彩文章之列，我們要請讀者特別注意劉世鼎先生關於澳門五一抗議遊行的討論。常有人說，要透視一個重大社會事件，需要兼顧「結構」與「形勢」兩方面的分析。在這方面，劉先生的大作堪為典範。這樣的觀察視野，同時呈現長期的趨勢與當下的動態，讀者自然會認識到事件的來龍去脈與過程的生動真實。本刊盼望繼續發表這樣的社會分析。

「思想筆談」則是本刊新闢的欄目，旨在促進中文知識界的對話與互動。本期針對自由主義當前處境的討論，即是由大陸、香港、台灣多位學者共同促成。在這個天涯比鄰的時代，類此的專題對話機會仍屬可欲不可求，我們很珍惜這樣的機緣，相信讀者也能領會其間的深意。

章節試閱
社運與民主
李丁讚，清華大學社會所

1980年代，各種社會抗爭風起雲湧，是台灣社會運動的黃金年代。剛開始時，社會運動的形式以劇烈的肢體抗爭為主，稱之為「自力救濟」，其中又以對環境污染的抗爭為最主要。1986年6月，鹿港反杜邦設廠，發動戰後台灣第一次大型的示威遊行。從此，環境抗爭形式也逐漸由之前的肢體抗爭改變成理性溫和的示威遊行。1987年解嚴，示威遊行旋即逐年大量增加，到1990年前後，達到最高峰。這是遊行示威的年代，台北街頭壯烈的遊行隊伍，仍然是很多這個年代人的共同記憶。但是，大約從1993年開始，遊行示威開始逐年遞減，社會運動的形式又有了大的轉變。在環保的領域裡，專家遊說逐漸取代遊行示威，其他領域也都有類似的情形。民眾的動員不是沒有，但都是小規模的動員，而且都是特定議題的直接相關者，這些群眾主要是「支援」專家的遊說，數量不多。真正的戰場是在冷氣房內部，是社運專家與政府官員之間的言語攻防，而不是支援的群眾身體。很明顯的，社運抗爭的暴烈程度又進一步下滑了。從1980年代初期的肢體抗爭，到1986之後的示威遊行，再到1993九三年之後的專家遊說，社運的抗爭形式經歷了兩次的轉變，群眾肢體的參與卻越來越少，暴力的程度越來越低。林文源和我稱這個過程為「暴力的馴化」。

其實，93九三年之後，除了環保領域出現的專家遊說這種新抗爭形式之外，有一些更接近所謂的「新社會運動」的社運形式也相繼出現，這些新型態的社會運動與過去大型的遊行示威有很大的差別，特別強調參與者的主動參與，而不像過去社運那樣，群眾只是被動員的對象。這是很不一樣的社會運動，包括「社區總體營造」，以及一些更小型的人權運動，如性/別人權、弱勢人權、新移民運動等。這些運動雖也有靜坐抗議，但都沒有大型的遊行示威，更少使用暴力，其實與上述「暴力的馴化」是一致的。2004年兩顆子彈發生後，有大型的族群動員，之後又有「紅衫軍」、「挺台灣大遊行」等，也與族群動員有關。這些族群動員的人數，往往高達數十萬人，比90九０年前後社運最高潮時的大型遊行示威更有勝之。但儘管規模很大，暴力衝突卻很少，與之前的社運大為不同，又一次呼應「暴力的馴化」。

為什麼暴力會馴化呢？解嚴後，遊行示威突然大量暴增，為什麼？93年之後，遊行示威則開始大量減少，變成只是社運專業人士的支援配角，為什麼？新型態的社會運動為什麼會出現？跟民主的關係又是如何？而且，整個抗爭的次數雖然沒有減少，但暴力的成分卻大為降低，為什麼暴力會逐漸馴化呢？這跟整個民主政治的關係又是如何呢？這是本文主要的問題意識。

一、社運政治化

解嚴後，台灣進入風起雲湧的社運狂潮中，根據一種有名的說法，政治自由化後，如果沒有跟隨足夠的民主化，必然會出現大量的人民抗爭。這是一種「政治機會」論，因為自由之門開啟後，威權體制鬆動，不再能夠施展綿密的壓制，讓人民有機會可以發動抗爭，社會運動才會大量出現。但除了政治自由化之外，另一個可能更為關鍵的因素則是「社運政治化」。很多研究已經指出，1980年代初期的自力救濟，基本上是草根基層的抗爭活動，知識份子與政治人物的參與很少。但是，這種情形在1987年之後就慢慢改觀。民進黨在1986年成立，並設有「社會運動部」，她看出民眾力量的可觀與可用，於是大舉進入社會，介入、並領導社會運動，進而造成社會運動的政治化。這可能才是解嚴後，社運大量增加的最主要因素。

其實，早在美麗島事件後的1980年代初期，政治反對菁英在「批康放水」、「雞兔同籠」的辯論中，就已經看出「議會路線」的侷限。到了1984年前後，因為受到群眾運動的激勵，反對力量就開始逐漸轉向「群眾路線」。但是，對這些政治反對菁英來說，「群眾」只是政治的籌碼，社會只是政治的跳板，他/她們對社會議題的關心，都只是希望藉由社運來號召民眾，投入政治反對運動。因此，在民進黨成立後，就有社運部的設立。透過當時急速擴張的社運網絡，民進黨很快就進入社會。而且，由於其菁英的特質，再加上威權體制的困擾與威脅，草根民眾以及知識份子很快就接受民進黨的領導，而逐漸遠離「社會」本身原有的問題與關注。當時，最流行的社會論述就是所謂的「民間社會」論，認為所有的「社會」問題都是因為威權體制才產生的，因此，要解決社會問題，一定要先解決政治問題。這種觀點也充分體現在民進黨員的思維邏輯中，認為政治是主要，社會是次要。只要政治問題解決了，社會問題自然迎刃而解。這種「主要/次要」「核心/邊陲」的思維邏輯，當然是傳統「政治單一階序」的延續，也是威權體制獨霸下，很「順理成章」的邏輯推演。

儘管「民間社會」的說法受到「社運自主」與「人民民主」的批評，但現實社會卻是沿著「民間社會」的論點而發展。1980年代民進黨成立後，社會各種異質的聲音逐漸消逝，各種社會反對運動開始「中心化」、「體制化」，而且，不約而同地指向「國家」。張茂桂認為，這是因為威權體制的政經結構所引發的一種必然性與道德優勢：

87年之後「民間論」之所以能很快取得理論地位的優勢，主要原因（是）…「民間論」的出現正好在這個「後威權體制」開始的時代，也正好是在人們試圖尋找新意義以重組這個社會的秩序的時代…。它的優勢地位的取得，不但有政治經濟結構的「必然性」，我們也可以說，還有社會行動的「必然性」。這種「必然性」的具體反映，就是將國家機器與人民社會，當成「必然」對立，而且內部接近於「統一」的兩個整體。

以上，我們從解嚴所產生的自由化和政治機會，以及民進黨介入社會所產生的社運政治化兩個面向，解釋社會運動之所以在解嚴後突然暴增的原因。接著，我們要問的問題是，在社會運動政治化的情形下，社運本身發生了怎樣的轉變？社會與民主的關係又產生了怎麼不一樣的接合呢？讓我們先看看當時的「人民民主」派怎麼說。

「人民民主」對「民間社會」提出非常嚴厲的批評，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陳光興、傅大為、以及署名「機器戰警」的甯應斌。陳光興指出，過去的社運組織都著重在向「上」發展，對抗國家，而忽略向下紮根、落實群眾基層組織。而且，社運組織內部運作也不夠民主，組織領導者以「領袖」的姿態出現，基層成員很難真正學習成長。這些因素在在使得社運組織不能紮根經營，也大大地妨礙了民間自主力量的發展與形成。傅大為則指出，社會運動的政治化必然導致社運的中心化與體制化。因此，社會運動雖然反對霸權，但也因為中心化與體制化而創造了新的霸權。因此他提出「邊緣戰鬥」的概念策略，把日常生活各種領域裡所有的支配關係，不論是政治、文化、階級、性別、族群等，也不管任何場域，包括家庭、社區、部落、工廠、議會、學校等，都應該是「人民民主」的戰場，各種形式的壓迫都同樣的重要，而且，不可相互化約。

在「人民民主」的批判中，「國家」與「社會」兩元對立的局面得到了更徹底的反省。陳光興所指出的「內部民主」的問題，一針見血地道出了當年社會的基本難題。其實，「社運政治化」與「社運民主化」是一個對反的關係。正是因為社會的政治化，使得社運被少數政治人物操控，也使得社運必然會朝向大型化、中心化、媒體化的方向發展，基層民眾也就會變成只是一個「被動員的對象」，被政客操弄而已。這種情況下，基層民眾很難在社會運動的過程中建立自己的「主體性」。可是，也正因為基層群眾不能建立自己的主體性，個人的學習與成長很難發生，社會運動就更容易被政客操弄，而民眾越容易被操弄，政客就會越喜歡擅動，也越容易腐化。這是一種惡性循環，而整個社會也會陷落在這個循環的深淵中。一直到現在，台灣社會一直都還沈陷在這個漩渦中。2004年之後的大型族群動員，其實只是90年代動員模式的深化而已。其實，從杜漢的觀點來看，社會運動的主要目的，乃在建立運動參與者的主體性，進而讓她們能夠透過集體行動來改變那些與主要文化資源（生產、知識、倫理規範）相連的社會支配關係，也就是他所謂的「歷史質」（historicity）。一個沒有進行「主體化」的社運，一定會創造出另一種形式的權威與支配關係，其實只是一種「反社運」。從杜漢的觀點來看，台灣1990年前後的社會運動，因為缺少「民主」的內涵，根本不是一種真正的社會體質運動（societal movements）。

以「520」農民運動為例，它雖然促成了相關農業政策的革新，但是，對於農村內部的社會問題，如派系關係、買票文化、以至於一些更為隱微的價值規範等，卻置之不理或毫無作用。因此，520農民雖然在台北示威，勇敢挑戰國民黨的僵化體制，但是，回到雲林鄉下，這批農民還是回到地方的生活文化中，依然受到派系或買票文化的支配，繼續投票給國民黨的候選人。整個農村的社會與文化，以及農民當成一個「人」，並沒有因為520農民運動而改變。農民仍然存活在原有的支配關係之中。因此，蕭新煌說：

如果新興的草根農運團體不立即也同時將農運的場域從城市和政治核心轉回農村和農民的生活空間裡面，那麼小農性格的蛻變契機將無法保留和持續，也更因為始終是向外訴求的路線，乃製造出另一批「看外不看內」的農村菁英而與農民逐漸產生另一種疏離。

從以上蕭新煌這段話可以看出，當時如火如荼的社會運動，基本上是以台北為目標，目的是給政治官員看。因此，其形式往往是大型的示威活動，其地點則都是在台北街頭。因為，這樣才能吸引媒體的注意，引發政治效果。在這種考量下，社會運動對社會內部民主的問題其實是不重視的，也就是蕭新煌所謂的「看外不看內」或是「看上不看下」。正因為社運內部沒有民主，農民的主體性無法建立，當然會繼續被政客操弄，地方的政治文化，也就是杜漢所謂的「歷史質」當然也無能轉化。歷史質的改變是，當農民變成一個「主體」，對周圍的環境有了批判性的認識與理解之後，願意站出來共同解決或克服其中的支配關係，社會的體質才能改變，農民也才能因此自由。「520」不是杜漢定義下的社會體質運動。

如果陳光興的批判是關於台灣社運的「內部民主」，傅大為有關「邊緣戰鬥」的批判則指向台灣社運的「外部民主」問題。.在社運政治化的情況下，社會所有資源、人力、關注、投資等，都匯集到政治與國家的面向，而把社會內部的其他問題都忽略了。本來，社會的支配關係是多中心與多層次的。社會政治化的運作，使得這些不同形式的支配因此能獲得喘息而繼續存在。本來，解嚴前的台灣，各種自力救濟都是草根的自發性行動，其涵蓋的面向也相當多元。但在社運政治化的運作下，這些草根多元的聲音逐漸消音。林俊義的名言，「反核就是反獨裁」，就是最佳寫照。因此，社運政治化不只讓參與社運的基層民眾無法建立主體性，產生內部不民主的問題。社運政治化更讓社會的不同聲音逐漸同質化，間接生產了外部不民主的問題。正是在這種內外都不民主的社運抗爭形式下，我們才能進一步理解1993年之後的社運發展。

二、社運的轉型、斷裂與延續

我們前面提過，1993年之後，大型的示威遊行逐年遞減，暴力的程度也大不如前。起而代之的是各種專業性質更高，也更理性溫和的運動形式如立法遊說、主體建構等。這時，群眾的示威往往只是專家抗爭的一種支援或輔助而已，很難看到激烈衝突的場面。這種專業抗爭的種類很多，包括環境保育、教育改革、教師人權、性/別人權、少數族群人權、移民/工人權、社區營造、古蹟保存等。這些各種不同的抗爭形式，雖然也有指向國家威權體制的壓迫問題，但更多則是嘗試積極去建立被壓迫者的主體與認同問題。有人稱之謂「新社會運動」。但是，也並不表示，所有93年之後的社運都屬於新社會運動，2004年兩顆子彈所引發的幾十萬抗議人潮，2007年的紅衫軍的「天下圍攻」甚至超過六十萬人次，破台灣有史以來的任何社會動員人數。與紅衫軍相對抗的「挺台灣大遊行」也有數萬人之多。這幾個遊行示威，都比社運高峰期的遊行示威還要壯烈。為什麼在上述社運轉型的情況下，還會有這麼大規模的族群動員呢？這與民主又有何關連？

其實，93年以後的社會運動，不管是大型的、小型的，不管是示威遊行，或是專業遊說，或是主體建構，或是族群動員，都與民主有關，也與之前的社運政治化有關。我們可以簡單地說，這些不同的社運形式，分別反映上述社運政治化的轉折、斷裂與延續。族群動員，其實是過去社運政治化的延續與深化。主體建構則是過去社運政治化的反思與超克，是一種斷裂。專家遊說則是社運政治化的轉型。族群動員的規模所反映的是，社運政治化持續深化的力量仍然最大，政治人物仍然是示威遊行的主導者，群眾仍然是被操弄的對象，社運仍然是以一種「反民主」的方式在進行著。至於其餘兩種，專家遊說與主體建構，可能相輔相成，也可能分別進行。但無論如何，這兩種社運形式所涵蓋的群眾數量都不會太大，而且，兩種運動都有專家參與或主導，政治人物的角色並不重要。所不同的是，專家遊說以專業人士為主體，群眾並不重要。因此是一種菁英似的民主社運。但是，主體建構的社運，群眾才是社運的主體，因此是最具民主內涵的社會運動，也是杜漢定義中的社會運動原型──社會體質運動。底下，我們分別對這三種社運形式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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