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錢穆寫〈中國社會演變〉一文的三年前，學術界開始以統計的方式來探討宋代社會的上下階層之間的縱向流動。這一個研究方向首先出現於美國，美國宋史研究的奠基人柯睿格（E. A. Kracke, Jr.） 在1947 年發表的“Family Vs. Merit in Chines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under the Empire” 一文中，運用南宋《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和《寶祐四年登科錄》兩份進士錄取名單，統計這兩榜進士中所謂「新血」的比例。然後在1950 年，日本學者周藤吉之在《宋代官僚制?大土地所有》一書中，也用同樣的資料，做了更加廣泛的統計。錢穆的學生孫國棟在民國四十八年（1959），於香港發表〈唐宋之際社會門第之消融〉一文，運用《新唐書》、《舊唐書》及《宋史》列傳人物的家世資料，比較中唐以後和北宋時期人物出身背景的差異。民國六十年（1971），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研究生陳義彥，將他碩士論文的一部分寫成〈以布衣入仕情形分析北宋布衣階層的社會流動〉一文發表，統計《宋史》列傳中北宋人物的出身背景。民國六十六年（1977），他的碩士論文《北宋統治階層社會流動之研究》出版。他們的研究成果，大體上都印證了錢穆在《國史大綱》中的看法。在美國的中國史學界，同樣是科舉時代的社會流動研究，除了宋代之外，還有何炳棣對於明清時期的研究，他在1950 年代運用這一個時期的進士登科名錄、舉人與貢生的名簿同年齒錄及生員題名錄，分析近四萬名人物的三代祖先，也認為從明到清平民向上流動的機會雖然漸減，但是就整個明清時期來講，仍然有相當程度的流動性。他的專書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明清社會史論》），出版於1962年。一直要到1980年代，這樣的看法才受到美國學者郝若貝（Robert M. Hartwell）和他的學生韓明士（Robert P. Hymes）的挑戰。
不過所謂社會流動的加速，是就和唐代比較而言，單就宋代本身來講，社會流動仍然有其局限。第一，宋代入仕之途中仍然存在著恩蔭的制度，高官子弟、親屬甚至門客可以恩蔭入仕。第二，隨著人口的增加與士人階層的擴大，科舉考試競爭愈來愈激烈，即使進士登第最多的一次將近一千人，就考生比例來看，機會也是相當小的，要想在考試中出眾，必須花很長的時間作準備，不事營生。在這種情況下，富貴之家的子弟比較占優勢。第三，上述有關統計，都是以父親、祖父、曾祖等嫡系祖先的仕宦情形作依據，然而嫡系祖先未曾仕宦，未必沒有其他血親或姻親仕宦，這些血親或姻親的經歷如果能對一個人的前程發生影響，那麼上述所謂布衣出身的意義便要大打折扣。這也就是郝若貝在“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一文中，韓明士在研究宋代江西撫州的專書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中，提出有異於柯睿格、何炳棣說法的重要理由；韓明士甚至從家族背景與婚姻關係，去分析包括具官員、士人身分者及不具此等身分者在內的地方菁英，認為宋代沒有社會縱向流動可言。上面所提及的三項因素，後面還會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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