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節試閱
1990 年代後期，羅友枝（Evelyn S. Rawski）對「漢化」觀點提出質疑，認為清朝成功統治的原因，在於與內陸亞洲非漢民族的文化聯繫，並表示新的研究趨勢顯示的是「滿洲中心」觀，同時提醒研究者必須重新思考八旗統治集團對帝國的重要性，以此為契機，開啟了以「新清史」為研究視角的風潮。「新清史」的「滿洲中心」觀，提醒研究者不能將清朝僅僅視為又一個中國王朝，必須更加關注其為滿洲人所建立、統治的政權。在此基礎上，針對清朝在統治的過程中引進的外來文化，進一步發展出「參漢酌金」的概念，亦即滿洲統治者始終居於主導地位，以「參漢酌金」為前提，對外來文化作選擇與以滿洲為中心的調適。因此，研究清朝的科舉制度，不能僅聚焦於源自於漢文化的部分，而忽視征服王朝統治中國呈現的特徵，及其與漢人政權間的差異。遼、金、元、清等征服王朝均採行科舉制度，同時保留本族的用人辦法，與漢族政權著重科舉的公開、公正原則大相逕庭。除此之外，科舉幾乎成為漢人上升的唯一途經，也讓「讀書→中舉→任官＝成功」的儒家社會形態模式，滲透到各個階層，然此崇尚科舉的價值觀是否能套用於八旗群體，值得進一步商榷。故本文欲透過旗人參與科舉制度的規定與演變，了解此沿襲明制的考試任官制度，在與滿洲文化的碰撞下，滿洲群體的適應與變化，並進一步了解科舉制度對旗人的意義。
以量化進行歷史研究時，必須注意分類與取樣。分類是將數據劃分為不同的項目分別計算，以便互相比較，英國歷史學家 William O. Aydelotte 指出，若按照習慣分類，以「貴族」、「菁英」等模糊概念劃分，處於邊緣的個案就需要許多主觀上的解釋，以至於分類價值消失，所以應該採取客觀、正確的分類，比如不用「商人」，而用「以某種形式從事某些職業的人」。何炳棣在《明清社會史論》中，將進士祖上三代，依照科名、任官等級分為四類，其分類不僅區分功名、官職的有無，更細分為生員以下與高於生員、任官三品以上與不及三品者；又以不包含捐納所取得的功名、官職等嚴格的標準劃分所謂的「寒微」──平民家庭出身者，以避免過於誇大向上流動的比例。由於何氏精準細密的定義，本文擬採用其分類，亦因何氏取樣的史料與本文相同，更方便互相比較，以凸顯旗人與漢人進士家族背景的異同。除了關注進士的家族背景與政經地位外，擬統計其祖上三代任官者各種出身的比例，分類則以實際入仕途徑，如科舉（進士、舉人、生員等）、部院衙門文職（筆帖式、中書）以及官職（八旗職官等武職），以進一步分析文、武職家族對子弟科場表現的影響。至於取樣的原則，是無偏私與標準一致。在量化史學中，取樣與史料性質密切相關，經過時間的淘汰，存留下來的史料雖然不完整，但可視為是自然形成的隨機取樣。研究對象為八旗進士、舉人，故採用記錄每科鄉、會試取中人名、籍貫的「科舉錄」為主要量化的資料，且不加取捨，而以能取得之現存科舉錄，當做是隨機取樣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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