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節錄) 一九六一年泓考入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本科讀書。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創立於一九二八年。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遷到台灣前後,一批由大陸來的史學家至本系任教,他們多來自北大、清華和中央大學,老一輩有沈剛伯、劉崇鋐、夏德儀、張貴永、李宗侗、勞榦、姚從吾、方豪、楊雲萍,青壯年老師有傅樂成、杜維運、許倬雲、吳相湘、余又蓀、李定一、林瑞翰、李守孔、孫同勛、張忠棟、王德毅等,名師雲集,是當代中國史學界一時之選。 泓於大學本科一年級時,上夏德儀老師的「中國通史」課。夏老師個頭高,穿著一襲中式長衫,說一口江北揚州話,聽起來格外有中國的感覺。他講課條理清晰,板書字跡方整,清瘦蒼勁有力,常指點我們進一步閱讀課外讀物,激起我們全班同學讀史興趣。二年級時,夏老師講授明清史,我們都去選課,用的教科書是他在北京大學念書時孟森先生寫的《明清史講義》;《明史講義》是台灣書店出版的,《清史講義》是正中書局出版的。由於《明史講義》排版校對不善,錯字甚多,於是夏老師引導我們讀《明史》與《明史講義》相對校,當我們校出錯字來就很興奮,頗有成就感,後來知道夏老師以此教我們學陳垣先生宣導的史源學。三年級時,泓又選修了夏老師的「史部要籍解讀」,熟悉中國古代史的重要典籍。講到明清史書時,他就指導我們讀史語所出版的《明清史料》,先從句讀開始,讀沒有斷句標點的明清檔案。在閱讀明清史原典的過程中,更親切地感受明清時代人與事的震撼,因而決定跟隨夏老師攻讀明清史。 當時,國民政府為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五十週年,以《清史稿》為基礎,修訂出版《清史》,定為繼二代序:研究明清史的學與思 十四史之後的又一部「正史」。但《清史》匆促成書,相當不理想,連標點句讀的錯誤都到處可見。於是,夏老師指導泓以「清代地理沿革考」為題,撰寫學士論文,主要用《清實錄》校對《清史.地理志》。在這過程中,泓翻讀了《清實錄》《東華錄》和清代地方誌,除找到相關史事記載外,也常看到一些過去完 全不知道的清代史事記載,同時對清代各地地名有較多的認識,收穫很大。這就正式開啟了泓的明清史研究歷程。 臺大歷史學系本科畢業後,泓先後考入臺大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班和博士班,繼續在夏老師指導之下,以明清鹽業為主要對象,研讀明清歷史。 由明清鹽業史研究出發 泓選擇明清鹽業史研究,其實是受到一些現實因素影響。那個時候,泓常聽諸如計程車司機等人講到:裕隆汽車是國民黨培植的產業,壟斷台灣的汽車工業,車子品質不好又貴。泓頗有同感,對這種壟斷有些痛恨。讀碩士時,在夏德儀老師帶領下做了許多明史論文摘要,看到何維凝先生講明代的鹽戶和何炳棣先生分析揚州鹽商的論文,感覺明清鹽業壟斷的情況和現代如出一轍。 何維凝畢業於中央大學經濟系,從事鹽政工作,一生蒐集鹽政史料。抗日戰爭勝利,台灣光復,何先生擔任台南鹽廠廠長,將這批資料帶到台灣,並出版《中國鹽書目錄》。何先生去世後,何夫人何龍澧芬女士將其畢生的文章集結為《中國鹽政史》。泓後來讀到這本書,才對鹽政史料的情況有初步的認識。從該書序言中,泓得知何維凝的何斯美堂藏書全數捐給中央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立刻前往確認圖書典藏情況。當時這批資料尚未編目,幸好圖書館館員們破例幫助讓泓先看,泓得以利用其中關於兩淮的一百二十種資料撰寫研究論文。後來知道主持道光年間淮鹽改革的陶澍的文集在傅斯年圖書館,可惜有目無書,幸好不久這部文集就由文海出版社影印出版。掌握了這些寶貴的關鍵史料,泓的碩士論文《清代兩淮鹽場的研究》得以順利進行。 當時,台灣不少學者受到韋伯學說影響,認同中國經濟發展沒有現代資本主義理性的說法,泓也以為這可以用來解釋明清鹽業發展無法近代化的問題。中國鹽商可能是當時全世界最有錢的人,但中國鹽商資本卻沒有向資本主義轉化,應是由於鹽業資本的壟斷性格,使商人不需改良產銷就可以獲暴利。過去有段時期,台灣學界研究氛圍不容許談資本主義萌芽,但泓已注意到這個問題的存在。商人生活奢侈,送紅包、模擬士人生活藉以提高社會地位等非經濟因素,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造成道光以後鹽商消乏,鹽業中落。第一個討論這個問題的華人學者是何炳棣,他的論文 “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 A Study of Commercial Capital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7[1954]),已成為鹽業史的經典。泓也是受了這篇文章的影響展開論證,但泓把重點擺在鹽業生產方面,討論鹽場的生產組織、生產型態與鹽場社會的階級分化。 鹽業史研究的困難,在於鹽務制度極為複雜。唯有將鹽務程式搞清楚,才能真正釐清相關問題。泓展開對鹽業與鹽務的研究,先從全國最重要且史料最豐富的清代兩淮鹽區入手,再研究明代全國的鹽業與鹽務。 通過進一步研究,泓發現,在中國,從古至今,許多資本家與政治權勢結合,巧取豪奪,生活奢華,完全不符合韋伯所謂的資本主義精神與倫理,但這些資本家不但未衰落,其事業反而越加興盛,這使泓不得不重新思考清代鹽商衰落的原因。過去認為的奢靡說、捐輸宗族說、為善說、窖藏說等,似乎不能解釋其衰落的關鍵。因為這些鹽商衰落的因素,在鹽商興盛時就存在,不是衰落時的現象。於是,泓寫了一篇論文〈清代兩淮鹽商沒落原因的探討〉(發表於《徽學》第七期〔二○一二〕,頁一○—三二),修正自己過去的說法。泓認為導致鹽商衰落的關鍵原因是銀錢比價,而不是過去所談的奢靡說等說法。鹽商賣鹽得的是銅錢,支付鹽價、鹽稅和捐輸用的是白銀,清初銀錢比價在一兩銀比銅錢八百文左右,光此一項就賺得兩成利潤,乾隆末期以後,銀錢比價大為變動,漲到一兩白銀比銅錢一千三百文至一千四百五十文,遂使鹽商在銀錢比價上要虧損三成至四成五。尤其是到了道光年間,銀錢比價的趨勢達一兩銀子比一千五、六百文錢,甚至高達兩千文以上,鹽商光是銀錢比價上的虧損就高達五、六成以上,甚至達到百分之百,運銷官鹽已經毫無利潤可言。正如魏源所說:「本高價重鹽不銷,減價敵私商失算。曩時銀賤尚支持,銀價日高銷折半。」銀錢比價的虧損過大,不是其他營運利潤,或政府恤商政策所能彌補。這從比較乾隆中期與末期兩淮鹽商營運的成本及利潤,其盛衰關鍵就很明顯了。